《铁路大亨》 冷漠的创业者(1)

    第五章有经济头脑的人

    1817年，范德比尔特23岁。虽然称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比同龄的大部分人富裕多了。虽然如此，他还是非常节俭，这和27年后查理•狄更斯笔下的守财奴艾柏纳泽•斯克鲁奇似乎没啥两样。和许多精力旺盛、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一样，他对理想主义的事情毫无兴趣。他也像当时（以及现在）许多年轻的创业者一样，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辛勤打拼，除此之外，并无更为远大的抱负，至少同时代人的描述以及现存的历史文献证明如此。范德比尔特从来不接济穷人，也从来没向医院或者孤儿院资助过一分钱，对纽约人道协会等组织也从未捐赠过任何东西（该组织当时是一家穷人收容所，而不像现在这样是收养流浪猫狗的）。

    范德比尔特并不需要任何人来肯定他的行为，当时如此，以后也是如此。遗憾的是，在当时许多成功的中产阶级商人中，全然缺乏慈善之心的范德比尔特并非其中的异类。实际上，19世纪头几十年是美国历史上最玩世不恭、冷漠无情的时代，人们普遍缺乏修养及爱心。直到1817年，一群知名的纽约商人和专业人士（许多人曾经都是美国医院和其他慈善机构的主要资助者）开始公开而正式地反省他们的慈善捐赠习惯。一些向来慷慨的慈善家，如德威特•克林顿（当时是纽约州州长）、托马斯•艾迪和约翰•格里斯科姆主要是效法英国的改革家兴办慈善事业的，因而他们很大程度上遵从着那些精明的英国社会学家所宣传的原则。这些社会学家中，最有名的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杰里米•本瑟姆和苏格兰保守党人帕特里克•科洪。

    20年前，这三位英国绅士共同创建了“伦敦提高穷人境遇改善穷人生活协会”（London Society for Bettering the Conditions and Increasing the Comforts of the Poor，以下简称伦敦协会）。和它冗长拗口的名字所表达的意思不同，伦敦协会所做的并非向穷人分发救济物资，而是专门削减社会福利基金。马尔萨斯、本瑟姆和格里斯科姆认为，必须在“值得救济的穷人”（那些由于遭受不幸而生活困难的人）和“不值得救济的叫花子”（社会上的酒鬼、懒人、妓女，援助他们反而应遭受谴责）之间划出界线。伦敦协会的另一个重要理念是，他们毫无理由地认为，不值得救济的叫花子的数量是值得救济的穷人数量的9倍。在感化集会上，以及在教堂的布道坛上，政治家和牧师们频频拿这个令人震惊却毫无根据的数据说事，久而久之，这竟然成了广为接受的事实。当时，广大民众都相信，在伦敦的穷人中，只有10％的人是真正走投无路或者举目无亲的，而90％的人则是自甘堕落的。舆论认为，伦敦贫民窟中的10个穷人中，只有一个是真正需要帮助的，而其他9个则需要完全不同的对待：绝不姑息、严厉惩罚和强迫纠正。这种思维的必然结果是，人们认为，以前对慈善事业的援助中，有90％都白白浪费了。所以，捐助行为就此戛然而止。

    随后的几十年间，伦敦协会在诸如囚犯工厂、债务人监狱等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时，它的所作所为也影响到了纽约和美国其他城市。到1817年底，克林顿、艾迪和格里斯科姆以及其他上百名纽约人，在哈得孙河畔建立了一个同样的组织：抵抗贫困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Pauperism，简称SPP）。

本文摘自《范德比尔特的财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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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镀金年代”，范德比尔特无疑是亿万富翁的代表之一。他是著名的航运、铁路、金融巨头，美国史上第三大富豪。本书详尽描述了范德比尔特的商海纵横以及事业上的冒险生涯。这位金融巨头在商业上拥有超凡的直觉和神秘的天赋，依靠帆船航运起家，之后很快紧跟形势转入了蒸汽船和铁路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