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大亨》 冷漠的创业者(2)

    SPP创建前的几个月，纽约人道协会突然公布了当时调查的惊人发现：上一年冬天，不少于1.5万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也就是相当于城市人口1/7的人曾受到公共或者私人慈善机构的资助。历史学家埃德温•伯罗斯和迈克•华莱士曾生动地描述了SPP对上述数据做出的反应。与伦敦协会的传统一脉相承，SPP声称它相信，“没有原则的善行”只会让情况更加糟糕。“对不值得救济的穷人伸出援手不但增强了他们的依赖性，而且加重了人民的纳税负担，侵蚀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因此，“为了他们的利益，以及所有人的利益……SPP建议立即切断对所有这些穷人的公共援助”。不久，纽约人道协会也宣布了解散的意向，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善行“直接导致了公民中轻率鲁莽、好逸恶劳、挥霍浪费等恶习的滋生，最后反而招致了贫困”。

    就这样，“严厉的爱”大行其道，冷酷就等于仁慈，吝啬好过慷慨。而做到这些不但不花钱，还很容易。一些传教士对SPP这种荒谬的逻辑提出了反驳，但大部分人则对该组织大唱赞歌，连上帝似乎也站在“自助者”的一边。一代人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应该允许强者繁荣发展，而不要为了落后的弱者压制强者的利益。可是，查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到1859年才出版的，而在1817年，达尔文还只有8岁。不过，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种子早在赫伯特•斯宾塞（出生于1820年）身上就萌芽了。20世纪宣扬自私之美德的客观主义思想大师艾茵•兰德的哲学理论，实际上也几乎和伦敦协会及纽约SPP的著名宣言如出一辙。

    但即便在SPP建立之前，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也从来没有加入过纽约人道协会，也没有记录表明，他曾在曼哈顿岛或者史坦顿岛上参加过任何高尚的慈善活动。而纽约的其他崇高人士，比如德高望重的约翰•雅各布•阿斯塔和年轻的彼得•库珀（在1817年和范德比尔特资产相当的一位企业家，比范德比尔特年长3岁）就对SPP进行了批判，并无视这种贪婪风气，继续从事他们的慈善事业，甚至在很多方面拓展着这项事业，以填补因同时代那些蛀虫掠夺而产生的窟窿。但是范德比尔特不会参与这些活动，不过他也没有加入SPP。若干年后，当社会风气转变，慈善又变成一种时尚时，他仍然自行其道，不为所动。在人生的旅途中，就像在哈得孙河、在泽西海岸或者在长岛海湾一样，范德比尔特无论在顺风顺流还是在逆风逆流时，都完全能把握自己的方向，而他作为航标的那颗闪亮的星星就叫做范德比尔特。

    如果范德比尔特对结交同时代的其他新兴企业家有一点点兴趣，那他可能就会加入SPP，或者当时存在的其他兄弟组织和贸易组织，但是他没有。对当时在曼哈顿盛极一时的一些高调的（因而声望日益高涨的）宗教组织，如纽约传道会（创建于1812年）、纽约水上传教协会（创建于1817年），或者在水手中传播福音的纽约协会（创建于1818年），他也从来没有捐赠过任何东西。如果范德比尔特希望他这个在纽约码头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并被认为是一位绅士，那么，无论他对捐赠举动多么鄙视，也大多会高调地支持活跃在码头的这些宗教团体。但是，他没有。其他单桅船、纵帆船和渡船的主人和范德比尔特一样，无论纽约水上传教协会，或者在水手中传播福音的纽约协会如何努力感化，他们在码头上养成的恶习始终不改。不过，尽管如此，这些船主们多少还是显示出了那么一点良心。

    不管大家怎么评价范德比尔特，他倒不是一个伪君子。他从不参与高尚事业，也从不伪装自己。他就是活跃在港口和沿海的一个精明的多面手，一个厉害的竞争对手，一个工作狂，一个可靠的合作者，一个私生活放荡的男人。范德比尔特自己很清楚，给他带来财富的不是做好人或者良民的声誉，绝对不是。他日渐积累的财富完全来自于他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为客户及时运送货物的信誉。那些把货物托付给范德比尔特的农夫、采石工、制革工以及其他一些人一点也不在意他的个人习惯，不在意他对慈善事业的兴趣，或者他灵魂的优劣。他们只关心他能够承诺并做到稳定准时的服务，而且能打个大折扣。虽然他出了名的精明，从不让别人从他身上讨到任何便宜，但同样，他也信守诺言、遵守合同，尽其所能地兑现承诺。

本文摘自《范德比尔特的财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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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镀金年代”，范德比尔特无疑是亿万富翁的代表之一。他是著名的航运、铁路、金融巨头，美国史上第三大富豪。本书详尽描述了范德比尔特的商海纵横以及事业上的冒险生涯。这位金融巨头在商业上拥有超凡的直觉和神秘的天赋，依靠帆船航运起家，之后很快紧跟形势转入了蒸汽船和铁路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