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的故事好听？

　　在法学里，分成民法、刑法、宪法等领域；法律学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属。同样的，在经济学里，分成个体、总体、国际贸易、产业组织等领域；经济学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属。
　　可是，当经济学者进入法学时，却打破法学的传统划分；经济学通常是以经济分析，探讨所有的法学问题。譬如，波斯纳、萨维尔（Steven Shavell）、兰德斯（William Landes）等重量级学者，论述范围都几乎涵盖所有的法学领域。当然，这可能是学科发展初期，分工还不十分精细时的正常现象。不过，由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表示经济分析可以一以贯之；利用同一种分析工具，探讨不同的法学问题，而且都有新意。
　　在这一章里，我将再次探讨行为理论，并且尝试归纳出经济分析的抽象内涵；希望能提炼出，经济分析较深层的意义。
　　谁说的故事好听？
　　无论是在经济学或法学里，各种理论往往被描述为不同的“故事”（stories）。因此，经济学者和法律学者，等于是在述说不同的故事。那么，谁说的故事好听呢？
　　在法学论述里，司法案件经常是论述的重点。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法学这个学科，要以法院里的官司为讨论的重点呢？乍看之下，这个问题有点自相矛盾。司法案件，本来就是法学论述的重要材料；在法学论述里，引用重要的司法案件，可以阐明或佐证各种论点。这一点，当然很清楚；不过，法律不只是和司法案件有关，更和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关。和社会上人们互动的频率相比，法院里出现的案件只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那么，为什么要以这些极其特殊的案件，作为法学讨论的重心？
　　对法庭和法律学者来说，这些奇奇怪怪的案例，是呈现在他们面前、无从逃避的问题。即使事件本身离奇荒谬，他们也必须处理，而且还要编织出一套能自圆其说的逻辑。当然，这些极其特殊的案件，也促使他们的思维变得更缜密精致，或是引发了法理上新的见解。譬如，1920年左右，发生了一件著名的案件：已经着火的两栋房子，先后延烧到苦主的房子；那么，苦主要告哪一位邻居，或两位都告？也是发生在1920年左右的案子，发生地在纽约：月台上有人抱了一大包东西，赶上将驶离月台的火车；包裹从手里滑落，里面的爆竹掉到铁轨上，引发爆炸。月台上的一个体重计受波及，压到一位妇女造成伤害。那么，铁路公司或月台人员要不要负责呢？
　　可是，如果以这些极其少见、甚至诡谲无比的案例，作为法学理论的主要基石；等于是以特例来建构通则，以异常作为标杆。说得极端一点，这好像是以精神病患的行为为材料，发展出一套解释、甚至是规范其他一般人的行为规范!由逻辑和常情常理的角度看，都说不过去。
　　对照之下，经济学者所说的故事，要枯燥无趣得多；不过，最大的特点，是经济学者的故事比较合乎常情常理：在糖果的市场里，有些人想买糖果，这是需求；有些人想卖糖果，这是供给。供给和需求碰面，决定了糖果的价格，也决定了买卖糖果的数量。追根究底，经济学者的基本故事就是这么平淡无奇。没有悬疑，也没有紧张；没有道德上的两难，也没有生命中的悲欢离合。然而，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却蕴含着一些极其重要的理念。
　　在市场里，价格会影响买方和卖方的行为；这个现象，似乎卑之无甚高论，其实不然。这意味着人的行为，会受到诱因的影响；当价格低时，买方有诱因多买一些，卖方有诱因少提供一些。而且，这种诱因和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只限于金钱或货币的价格。当周末酗酒驾车的人变多时，比较谨慎的人就会少开车或外出；当深夜里交通警察少时，闯红灯的人就会多一些。各种道德、良知、善恶等价值，都会通过所隐含的诱因而影响人的行为。
　　既然诱因会左右人的行为，在探讨政策或法律问题时，市场的概念就隐含一种“往前看”的态度——采取某种政策或作出某种判决，会形成哪种诱因，在未来会引发哪些行为？更重要的，市场活动本身，是由许多条件所支持。在鲁滨逊的世界里，不会有市场；在人烟稀少的原野里，可能只有偶尔出现的市集。因此，虽然现代社会里，超级市场和便利商店几乎无所不在；可是，市场并不是凭空出现或必然存在的，而是某些条件支持下的产物。换种说法，市场的概念，意味着一种条件式的思维——在相关条件的支持之下，才会得到某些结果。所以，任何政策要发挥作用，必须通过现实条件的检验，而不能只诉之于严谨的逻辑或精确的推论。
　　而且，市场里的活动，基本上是合则两利；因为是互惠，所以双方都是心甘情愿、乐见其成。一旦完成交易，双方的福祉都提升，便可以准备进行下一波的交易。因此，随着一波波的交易，社会的资源累积得愈来愈多。事实上，买卖所引发的纠纷，可能只占完成交易很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在市场里，交易完成是常态，发生纠纷是例外。
　　所以，在探讨人际关系的规范时，是以市场的常态为标杆比较好，还是以双方诉讼这种例外为标杆比较好？对人际关系的期许，是希望像市场买卖所隐含的兴利，还是希望像法庭官司所意味的除弊？还有，谁的故事比较好听呢？由各种光怪陆离的案例里，传统法学归纳出很多智识上的趣味和智慧；法学论述和官司卷宗里出人意料、令人拍案称奇的故事，远远不是经济学里、千篇一律的鲁滨逊漂流记所能比。（经济学者常用鲁滨逊的故事，描述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如何解决生活和消费的问题；当星期五出现后，就有了交换、分工和专业化的可能。因此，有人认为，《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是一位经济学者。）但是，哪一种故事比较有说服力呢？
　　对于这些问题，波斯纳法官所强调“财富最大化”和“仿效市场”（mimic the market）的论点，显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处理或思索法律问题时，以市场里的自愿性交易为基准点，就是希望能得到合则两利的结果。而且，以市场里正常、典型的交易为基准点，而不以发生纠纷、例外的交易为基准点，就是希望发挥指标性的作用。
　　由研究市场、供需和经济活动，使经济学者在思索问题时，会习惯性地运用体系（system）和行为反应（behavioral response）的概念。换句话说，虽然市场是由许多个别的供给者和需求者所组成，但是市场本身是一个体系；体系里的个体彼此影响，彼此牵制，也会受到体系之外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个体在行为上的反应，可能是以间接婉转的方式来表达。
　　最后一点，一旦掌握了牛奶面包等产品的市场之后，经济学者在脑海里会用同样的概念和架构，去认知和分析其他的活动。譬如，赌博的税负增加时，就会有许多境外或地下的公司出现。还有，各种职业球赛固然是一种供需相会的市场，职业球员本身也是在某种劳动力市场里活动。因此，市场的架构，提供经济学者在思维上一个非常简洁、但是很有力的工具。
　　总结一下，对经济学者而言，以市场作为参考坐标有两层意义：在实质上，市场交易具有双方互蒙其利的特性；在分析上，市场架构提供了思维上明确的脉络。下面这个故事，就生动地反映了在运用资源时，市场机能和非市场机能的差别。

本文摘自《当法律遇上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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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经济学与法学相遇，会衍生出什么样的学问呢？熊秉元教授在说明法律经济学旨趣的同时，回顾了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史，介绍了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物的基本思想。
　　作者以平实、精确、有趣、深入浅出的文字，阐释经济行为、成本、效率等概念，建构一套严谨的经济分析架构，并用于讨论契约、正义等法律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处理方式，显示经济学上的效率和司法学上的正义确有密切的关联，及互相启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