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捉小偷的故事
这个警察捉小偷的故事，真是紧张刺激、悬疑诡谲之至。
一切曲折，都由一位不起眼的外籍劳工开始。这位老兄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受雇于一家权贵豪门。在前后三个月的时间里，他陆续偷走了重达90公斤的珠宝；然后，以快递包裹，把珠宝寄回千里之外的老家。
这批稀世珠宝价值两千万美金，其中包括一颗市价二百万美金的蓝钻。可惜，小偷不识货；他完工回国后，开始把这批珠宝脱手，一件30美元！小偷不识货，别人可识货；这批珠宝被一位行家买下，准备加工后再转手卖出。但是，风声逐渐走漏，警方适时介入，一举破获了这个跨国盗窃案。除了最珍贵的那几颗宝石还不见踪影之外，其余珠宝重见天日，物归原主。这个消息传为国际美谈，负责侦办的高级警官，还得到友邦政府赠勋褒扬。
如果故事就这么结束，当然太平凡无奇了一些；还好，在平静的水面下，往往暗潮汹涌，还有噬人的漩涡……
整个故事的转折点，是珠宝商以“收购赃物”而被逮捕。警察捉到他、摸清楚这批珠宝底细之后，知道自己手里有一只大肥羊。严刑拷打之下，珠宝商吐出了部分珠宝；但是，警察还不满足。珠宝商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太太和14岁的儿子，“刚好”在这个时候被绑架，歹徒要求赎金250万美元。一周之后，两人的尸体倒卧在一辆奔驰轿车里；警方调查结果，两人是因“车祸”意外死亡。
地主国的警方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也没有冷落了原始的苦主——自己的友邦；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里，友邦的领事和两位外交官，都在住宅附近遇袭丧生。然后，一位似乎知情的外商，也突然神秘失踪，很可能已经命丧黄泉、尸骨无存。
等到尘埃落定，前后共有17个人横死或失踪，真正应验了“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古训。不过，最扣人心弦的，是破案后送还原主的珠宝，竟然是仿冒的复制品！
友邦脾气再好，也受不了这种羞辱；因此，立刻召回大使，暂时中止两国的外交关系。在国际压力下，地主国终于展开调查；原来破案有功受勋的警官，转眼之间以贪污罪被起诉。审判结果，两位高级警官以贪污罪被判刑７年，立刻入监服刑。
这可不是克兰西（Tom Clancy）谍报小说里的情节，而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真实事件。最早的盗窃案，发生在1990年6月到8月之间。那位外籍劳工是泰国人，名叫田嘉蒙（K.Techamong）；苦主是沙特阿拉伯的皇室成员，王子本·阿卜杜勒（Prince F.bin Abdul Raish）。被凌虐的珠宝商，名叫石塔那汗（S.Sritanakhan）；最佳男主角葛达思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C.Kerdthes），是泰国警方的重要人物——相当于中国公安部下属各局的局长！
根据报道，葛达思将军在牢里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他组成摇滚乐团，发行唱片，而且把收入捐作狱友福利金。他还在上诉，并且宣称：“并不是所有坐牢的人都是有罪的！”——聪明的人也许可以听到他的弦外之音：“并不是所有没坐牢的人都是清白的”！
对于这个故事，不同的人可以得到不同的启示。对经济学者的启示之一，是这个故事验证了“市场”的优越性。在任何一本大一经济学教科书里，作者都会强调：通过市场里“自愿性”的交易，资源会流向价值最高的使用途径！
在这个警察变强盗的故事里，珠宝由一件30美元，再流到识货的珠宝商手里，再落入高级警官（和他们的上级？）的口袋里。资源，依然是辗转流向价值最高的使用途径；但是，这个过程是通过巧取豪夺、威胁利诱，一路血迹斑斑、人头落地。因此，两相比较，在运用资源上，市场里的自愿性交易，显然是比较和平和文明的方式！
对于法政学者而言，至少有两点重要的启示。首先，官兵变盗匪的事情本身，并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所在，是一旦官兵变成盗匪，有没有适当的机制能处理这些事件。特别是当犯错的人层级愈来愈高时，处理一般扒手混混的司法，还能不能“刑上大夫”？举目环宇、放眼古今，试问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多少次的“水门事件”——以不法手段，监听政敌的房舍、车辆、船舰等等？但是，有几个社会的司法机制，会处理这些事件，甚至让国家元首下台？
其次，处理一般鸡鸣狗盗之徒的机制，所需要的条件比较简单；而处理位高权重者违法行为的机制，通常要复杂困难得多。那么，在哪些情形下、通过哪一种轨迹，可以由前者慢慢雕塑出后者？有没有明确可行的途径，或是滴水穿石的着力点？对法政学者而言，这些问题可都是引人深思的挑战。
这个警察捉小偷的故事，真是紧张刺激。不过，自己最好是旁观者，而不是那些当事人，或是当事人的亲戚朋友……
在华人文化里，有“刑不上大夫”的观念；这个观念和做法的正面意义，当然值得探讨。不过，尼克松的水门案件，也透露出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
当经济学与法学相遇，会衍生出什么样的学问呢？熊秉元教授在说明法律经济学旨趣的同时，回顾了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史，介绍了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物的基本思想。
作者以平实、精确、有趣、深入浅出的文字，阐释经济行为、成本、效率等概念，建构一套严谨的经济分析架构，并用于讨论契约、正义等法律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处理方式，显示经济学上的效率和司法学上的正义确有密切的关联，及互相启发之处。
一切曲折，都由一位不起眼的外籍劳工开始。这位老兄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受雇于一家权贵豪门。在前后三个月的时间里，他陆续偷走了重达90公斤的珠宝；然后，以快递包裹，把珠宝寄回千里之外的老家。
这批稀世珠宝价值两千万美金，其中包括一颗市价二百万美金的蓝钻。可惜，小偷不识货；他完工回国后，开始把这批珠宝脱手，一件30美元！小偷不识货，别人可识货；这批珠宝被一位行家买下，准备加工后再转手卖出。但是，风声逐渐走漏，警方适时介入，一举破获了这个跨国盗窃案。除了最珍贵的那几颗宝石还不见踪影之外，其余珠宝重见天日，物归原主。这个消息传为国际美谈，负责侦办的高级警官，还得到友邦政府赠勋褒扬。
如果故事就这么结束，当然太平凡无奇了一些；还好，在平静的水面下，往往暗潮汹涌，还有噬人的漩涡……
整个故事的转折点，是珠宝商以“收购赃物”而被逮捕。警察捉到他、摸清楚这批珠宝底细之后，知道自己手里有一只大肥羊。严刑拷打之下，珠宝商吐出了部分珠宝；但是，警察还不满足。珠宝商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太太和14岁的儿子，“刚好”在这个时候被绑架，歹徒要求赎金250万美元。一周之后，两人的尸体倒卧在一辆奔驰轿车里；警方调查结果，两人是因“车祸”意外死亡。
地主国的警方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也没有冷落了原始的苦主——自己的友邦；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里，友邦的领事和两位外交官，都在住宅附近遇袭丧生。然后，一位似乎知情的外商，也突然神秘失踪，很可能已经命丧黄泉、尸骨无存。
等到尘埃落定，前后共有17个人横死或失踪，真正应验了“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古训。不过，最扣人心弦的，是破案后送还原主的珠宝，竟然是仿冒的复制品！
友邦脾气再好，也受不了这种羞辱；因此，立刻召回大使，暂时中止两国的外交关系。在国际压力下，地主国终于展开调查；原来破案有功受勋的警官，转眼之间以贪污罪被起诉。审判结果，两位高级警官以贪污罪被判刑７年，立刻入监服刑。
这可不是克兰西（Tom Clancy）谍报小说里的情节，而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真实事件。最早的盗窃案，发生在1990年6月到8月之间。那位外籍劳工是泰国人，名叫田嘉蒙（K.Techamong）；苦主是沙特阿拉伯的皇室成员，王子本·阿卜杜勒（Prince F.bin Abdul Raish）。被凌虐的珠宝商，名叫石塔那汗（S.Sritanakhan）；最佳男主角葛达思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C.Kerdthes），是泰国警方的重要人物——相当于中国公安部下属各局的局长！
根据报道，葛达思将军在牢里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他组成摇滚乐团，发行唱片，而且把收入捐作狱友福利金。他还在上诉，并且宣称：“并不是所有坐牢的人都是有罪的！”——聪明的人也许可以听到他的弦外之音：“并不是所有没坐牢的人都是清白的”！
对于这个故事，不同的人可以得到不同的启示。对经济学者的启示之一，是这个故事验证了“市场”的优越性。在任何一本大一经济学教科书里，作者都会强调：通过市场里“自愿性”的交易，资源会流向价值最高的使用途径！
在这个警察变强盗的故事里，珠宝由一件30美元，再流到识货的珠宝商手里，再落入高级警官（和他们的上级？）的口袋里。资源，依然是辗转流向价值最高的使用途径；但是，这个过程是通过巧取豪夺、威胁利诱，一路血迹斑斑、人头落地。因此，两相比较，在运用资源上，市场里的自愿性交易，显然是比较和平和文明的方式！
对于法政学者而言，至少有两点重要的启示。首先，官兵变盗匪的事情本身，并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所在，是一旦官兵变成盗匪，有没有适当的机制能处理这些事件。特别是当犯错的人层级愈来愈高时，处理一般扒手混混的司法，还能不能“刑上大夫”？举目环宇、放眼古今，试问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多少次的“水门事件”——以不法手段，监听政敌的房舍、车辆、船舰等等？但是，有几个社会的司法机制，会处理这些事件，甚至让国家元首下台？
其次，处理一般鸡鸣狗盗之徒的机制，所需要的条件比较简单；而处理位高权重者违法行为的机制，通常要复杂困难得多。那么，在哪些情形下、通过哪一种轨迹，可以由前者慢慢雕塑出后者？有没有明确可行的途径，或是滴水穿石的着力点？对法政学者而言，这些问题可都是引人深思的挑战。
这个警察捉小偷的故事，真是紧张刺激。不过，自己最好是旁观者，而不是那些当事人，或是当事人的亲戚朋友……
在华人文化里，有“刑不上大夫”的观念；这个观念和做法的正面意义，当然值得探讨。不过，尼克松的水门案件，也透露出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
本文摘自《当法律遇上经济学》
当经济学与法学相遇，会衍生出什么样的学问呢？熊秉元教授在说明法律经济学旨趣的同时，回顾了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史，介绍了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物的基本思想。作者以平实、精确、有趣、深入浅出的文字，阐释经济行为、成本、效率等概念，建构一套严谨的经济分析架构，并用于讨论契约、正义等法律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处理方式，显示经济学上的效率和司法学上的正义确有密切的关联，及互相启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