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古和科斯
英国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工厂林立；就业机会大增，各种工业产品也大量涌入市场，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形态。
不过，工厂带来的噪音、黑烟、污水，也造成对环境和居民的伤害。然而，这些工厂，却无须为噪音、黑烟、污水负责；在他们产品的价格里，只包含了工资、原料、资本、厂房设备等等的支出，却不包含噪音、黑烟、污水等成本。因此，这些产品的真实成本，其实包含两项：一种是工资等，这是由厂方所支付；另一种是噪音等，这是由居民所承担。由厂方所支付的，是私人成本（private costs）；由居民所承担的，是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两种成本的总和，是社会成本（social cost）。在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显然有一落差（gap）。
庇古是19世纪英国的经济学者，他在经典名作《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这本书里，就想出了处理外部成本的妙方。既然工厂产生了外部成本，因此政府可以介入；以课税的方式，让税负刚好等于外部成本。这么一来，工厂除了支付私人成本之外，还要承担外部成本；两者的和，正好是社会成本。因此，工厂从事经济活动的成本，能完完整整地由工厂自己承担。这真是个好办法，也一直为历代的经济学者奉为圭臬。
事实上，不仅经济学者接受庇古的思维，一般民众也多半附和响应。每当社会发生不幸事件（学童营养午餐中毒、游览车意外倾覆），舆论总是希望政府出面处理。可是，这种几乎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立场和想法，站得住脚吗？
科斯认为，未必站得住脚。他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题目就标明挑战庇古的想法：“社会成本的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科斯对庇古的批评，可以分成技术性质疑和本质上的臧否。在技术上，科斯认为，政府对外部成本课税，看起来似乎解决了问题；但是，政府取得税收，居民还是继续承担噪音黑烟污水。而且，政府是行动迟缓的老大哥，而不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政府怎么可能有能力，可以精确衡量千万家工厂的千百种外部成本？因此，赋予政府全知全能的责任，是天方夜谭、是做梦（This is the stuff that dreams are made of.）。
在更根本的层次上，科斯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观察。他指出，一个行为的施与受双方，其实互为因果。譬如，说工厂的污水影响了居民，表示工厂是因、居民是果。可是，这个现象，也可以说是居民的存在，才使污水成为问题；居民是因，工厂才是果。因此，厘清责任和判断是非，需要仔细斟酌。
科斯也指出，由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在生产过程中，工厂产生噪音、黑烟、污水，其实是正常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就像汽车在行驶时会排出废气，火车经过会带来震动和声响一样。这些伴随着正常活动而来的各种因素，都是体系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因此，并没有所谓的“外部效果”（external effect）或外部性可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界定财产权；然后，让权益受影响的人之间，自己去协商交易，找出解决的办法。譬如，如果火车有权一路发出震天价响的声音，附近的居民可以搬走，或者和铁路公司谈判协商。如果居民有权不受干扰，铁路公司就必须加装灭音设备、或向附近民众买得我行我素的权利。只要权利界定清楚，当事人会自己找到因应之道，没有所谓外部或内部的问题。而且，既然当事人可以自己解决，政府也就无须出面介入。
科斯的论点，不只指出庇古的盲点，对于思索外部性问题，也很有启发性。在面对外部性时，不能只把注意的焦点放在片面或单向，而值得从广泛、全面、整体的角度，作较完整的认知和评估。
当然，科斯的思维，也有改进增益的空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瞭望更开阔的天地。在科斯的世界里，权利的界定似乎是黑白分明、非杨即墨；可是，在真实的世界里，权利的界定，往往受到过去经验和现有条件的限制，不能作一刀两断式的切割。譬如，科斯认为，或者火车有路权，或者居民有享受安宁的权利。可是，实际的情况，通常是双方各拥有某些权利——白天火车的班次不受限制，但是深夜以后却只能有两班夜车。这种权利结构，本身就是双方互动的结果，而不一定是由更高层次的权威来界定。
还有，在科斯的世界里，污水、噪音、黑烟等，是正常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体系之外的因素；可是，在真实的世界里，经济活动像是一场多回合的球赛；这一回合的过程和结果，会影响到下一回合的取舍。如果工厂有权排放污水，可能就没有诱因购买过滤污水的设备；相关的厂商和产业，也可能因此而无从发展。相反，如果工厂无权排放污水，可能会安装过滤设施，相关的产业得以发展。演化的结果，污水可能从此不再是问题，也不再是体系里必然有的一部分。
也许，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和其他的考虑，“外部性”依然是经济学家朗朗上口的专有名词；而在经济学里，如何处理外部性问题，依然是经济学者们殚精竭虑所在!
当经济学与法学相遇，会衍生出什么样的学问呢？熊秉元教授在说明法律经济学旨趣的同时，回顾了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史，介绍了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物的基本思想。
作者以平实、精确、有趣、深入浅出的文字，阐释经济行为、成本、效率等概念，建构一套严谨的经济分析架构，并用于讨论契约、正义等法律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处理方式，显示经济学上的效率和司法学上的正义确有密切的关联，及互相启发之处。
不过，工厂带来的噪音、黑烟、污水，也造成对环境和居民的伤害。然而，这些工厂，却无须为噪音、黑烟、污水负责；在他们产品的价格里，只包含了工资、原料、资本、厂房设备等等的支出，却不包含噪音、黑烟、污水等成本。因此，这些产品的真实成本，其实包含两项：一种是工资等，这是由厂方所支付；另一种是噪音等，这是由居民所承担。由厂方所支付的，是私人成本（private costs）；由居民所承担的，是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两种成本的总和，是社会成本（social cost）。在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显然有一落差（gap）。
庇古是19世纪英国的经济学者，他在经典名作《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这本书里，就想出了处理外部成本的妙方。既然工厂产生了外部成本，因此政府可以介入；以课税的方式，让税负刚好等于外部成本。这么一来，工厂除了支付私人成本之外，还要承担外部成本；两者的和，正好是社会成本。因此，工厂从事经济活动的成本，能完完整整地由工厂自己承担。这真是个好办法，也一直为历代的经济学者奉为圭臬。
事实上，不仅经济学者接受庇古的思维，一般民众也多半附和响应。每当社会发生不幸事件（学童营养午餐中毒、游览车意外倾覆），舆论总是希望政府出面处理。可是，这种几乎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立场和想法，站得住脚吗？
科斯认为，未必站得住脚。他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题目就标明挑战庇古的想法：“社会成本的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科斯对庇古的批评，可以分成技术性质疑和本质上的臧否。在技术上，科斯认为，政府对外部成本课税，看起来似乎解决了问题；但是，政府取得税收，居民还是继续承担噪音黑烟污水。而且，政府是行动迟缓的老大哥，而不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政府怎么可能有能力，可以精确衡量千万家工厂的千百种外部成本？因此，赋予政府全知全能的责任，是天方夜谭、是做梦（This is the stuff that dreams are made of.）。
在更根本的层次上，科斯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观察。他指出，一个行为的施与受双方，其实互为因果。譬如，说工厂的污水影响了居民，表示工厂是因、居民是果。可是，这个现象，也可以说是居民的存在，才使污水成为问题；居民是因，工厂才是果。因此，厘清责任和判断是非，需要仔细斟酌。
科斯也指出，由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在生产过程中，工厂产生噪音、黑烟、污水，其实是正常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就像汽车在行驶时会排出废气，火车经过会带来震动和声响一样。这些伴随着正常活动而来的各种因素，都是体系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因此，并没有所谓的“外部效果”（external effect）或外部性可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界定财产权；然后，让权益受影响的人之间，自己去协商交易，找出解决的办法。譬如，如果火车有权一路发出震天价响的声音，附近的居民可以搬走，或者和铁路公司谈判协商。如果居民有权不受干扰，铁路公司就必须加装灭音设备、或向附近民众买得我行我素的权利。只要权利界定清楚，当事人会自己找到因应之道，没有所谓外部或内部的问题。而且，既然当事人可以自己解决，政府也就无须出面介入。
科斯的论点，不只指出庇古的盲点，对于思索外部性问题，也很有启发性。在面对外部性时，不能只把注意的焦点放在片面或单向，而值得从广泛、全面、整体的角度，作较完整的认知和评估。
当然，科斯的思维，也有改进增益的空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瞭望更开阔的天地。在科斯的世界里，权利的界定似乎是黑白分明、非杨即墨；可是，在真实的世界里，权利的界定，往往受到过去经验和现有条件的限制，不能作一刀两断式的切割。譬如，科斯认为，或者火车有路权，或者居民有享受安宁的权利。可是，实际的情况，通常是双方各拥有某些权利——白天火车的班次不受限制，但是深夜以后却只能有两班夜车。这种权利结构，本身就是双方互动的结果，而不一定是由更高层次的权威来界定。
还有，在科斯的世界里，污水、噪音、黑烟等，是正常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体系之外的因素；可是，在真实的世界里，经济活动像是一场多回合的球赛；这一回合的过程和结果，会影响到下一回合的取舍。如果工厂有权排放污水，可能就没有诱因购买过滤污水的设备；相关的厂商和产业，也可能因此而无从发展。相反，如果工厂无权排放污水，可能会安装过滤设施，相关的产业得以发展。演化的结果，污水可能从此不再是问题，也不再是体系里必然有的一部分。
也许，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和其他的考虑，“外部性”依然是经济学家朗朗上口的专有名词；而在经济学里，如何处理外部性问题，依然是经济学者们殚精竭虑所在!
本文摘自《当法律遇上经济学》
当经济学与法学相遇，会衍生出什么样的学问呢？熊秉元教授在说明法律经济学旨趣的同时，回顾了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史，介绍了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物的基本思想。作者以平实、精确、有趣、深入浅出的文字，阐释经济行为、成本、效率等概念，建构一套严谨的经济分析架构，并用于讨论契约、正义等法律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处理方式，显示经济学上的效率和司法学上的正义确有密切的关联，及互相启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