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民主化的逆向选择

　　大众民主化似乎已达到全民民主的境界，每个公民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政府对所有国民负责，应该是最完备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当代西方民主在促进国内社会公平、政治清明的同时，自身又产生了新的弊端，而且，这样的弊端，结合西方货币金融霸权的强大功能，对社会发展产生反向作用。

大众民主化在两方面造就了其负面作用：一是导致西方国家选民对权利边界认识不清，在政客的竞选宣传中无法分清国家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界限，导致社会过度福利化；二是在固有神话中对民主的膜拜导致其对民主制度的过分自信和傲慢，而西方民主不过是民族、国家利益的外部化合适的工具。

“主权在民”，以民为本，但“民”不是抽象的人，一方面从消极层面看，他要保护自身固有权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从积极层面看，他是有血有肉充满了各种诉求的普通人。现代选举制度决定了，政治家和政客必须获得多数选民的认可才能获得掌握权力的资格。而“为人民服务”的竞选纲领需要满足大多数人的诉求，这些诉求涵盖经济、社会生活中诸如医疗、教育、安全、环保等各方面保障，它们在维护基本权利方面提供了充分保障，是社会的进步。但诉求应当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提供能力相匹配，社会能力是提供利益、满足诉求的基础。

现实却远非如此，当代选民所处的高速信息化社会一方面提供了快速、全面的海量信息，另一方面，将世界形象展现于所有人面前，为所有人追求内心认定的美好生活提供了样板，经济不平等、贫富悬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差异，使其期望值与现实社会存在着巨大差距，而信息化社会加剧了这种差距。这种期望有两方面作用：在激励一些人为实现梦想而努力工作的同时，却使其他相当多的人要求国家和社会提供“最低的保障”。期望转换为要求，转变为天然的“权利”。

表面上，是国家保障民主所诉求的权利，但归根结底，所有用来保障权利的成本付出应落实到选民的劳动付出中，选民应该清楚，他提出的要求越多，付出的劳动就应该越多，这种付出不仅体现在税收上，也体现在劳动强度、休息时间、退休年龄等各个方面。当然，国家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合理分配经济负担和资源，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税负比例的承担、财政支出比例等等都对具体政策产生影响，但不论实际情况和理论如何复杂，都存在选民通过民主要求的权利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相匹配的可能。如果这种不相匹配仅仅是微小的，或者源于经济的短期波动，那么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手段予以调整，或者通过对富人征税等措施予以弥补，但如果是结构性的错配，那么，就有必要对整体收入结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革。

从选民诉求角度来讲，民主权利的行使结果是否就完全是合理的呢？如果此种诉求超出社会提供的能力和范围，即诉求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又有哪个仲裁机构来判断合理与否呢？在经历过长期的经济繁荣并实现大众民主化进程后，美欧社会面临大众民主的社会要求与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西方学者强调，不论民主制度好坏，政府至少对大部分公众是负责的，不至于被某些利益所操纵。而正是这个对大部分公众负责的制度，在极端情况下却是过度负责，不能或者不敢违逆大部分公众的自我幻想。

欧债危机爆发后，很多有识之士明确指出了福利开支过大是其主要原因。而福利开支过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除了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外，在政治领域，我们应该反思的正是西方的大众化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成为一种倒逼机制，构成对政党的压力，任何违逆中产阶级意愿的主张，都将面临中产阶级的抵制，进而在民主选举中被淘汰。这是一种逆向选择，竞争性的选举变成了竞争性的承诺，越是承诺将给予选民无所不包的利益的政客越不能兑现承诺，越不能保持国家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但这种政客却越能赢得选民的认同与支持，负责任的政治家讲述实情并指出需要国民做出牺牲，反而在没有发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无法获得执政资格。没有人告诉选民“你们的要求太多了，凭国家的条件满足不了”，没有几个政治家能够像丘吉尔那样，告诉英国公众类似在二战初期“我带给你们的只有血、汗水和眼泪”这种实事求是的表白。

福利制度本是社会的进步，但在某个点上，福利国家跨过了合理界限，以当代民主制度作为发动机的西方社会列车一头扎入了债务深渊。民主是可以分解来观察的，在使社会公平发展、政治清明方面，民主发挥着积极而正面的作用；但在当代全球化和货币金融体系下，民主成为选民向国外和未来不断索取、诉求无度的决策过程，民主制度真正成为了威权制度的反面，威权主义下的人民是缺少民主权利，但在欧美民主制度下，人民却成为了民主专制的主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民主在国家层面上的变种，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是民主的腐败。

欧美债务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缺乏可持续增长性，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新的投资和创新机制。它与欧美的福利社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对劳动者的过度保护使企业成本过高，在投资风险与成本不成比例的情况下投资乏力；另一方面，优越的生活条件增加了人们的道德风险，失业在西方某些国家成为谋生手段，努力工作的收益与付出之间无法得到普通人认可的平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希望通过竞争性资本主义创业致富的想法被得到社会关爱保护的现实替代。福利社会培养了社会观念，人们形成集体迷失的思想，对此纠正需要极为痛苦的社会变革，只有不对社会过度依靠、国家不过度扶持、无法寅吃卯粮，社会才能逐渐觉醒。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对德国社会福利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退休年龄、医疗费用等方面都做了削减福利政策的决策，改革方案虽然推行下去了，但他本人却于2004年黯然辞职下台。施罗德毕竟完成了社会改革，令人担心的是其他有改革志向的政治家还没有实施实质性方案，便“出师未捷身先死”，改革者为了国家长久发展不惜得罪于民众，却为本国的人民所抛弃，这样的民主制度，其弊端确实值得深思。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不断爆发民众示威游行，政治家或者政客走马灯一般的上台下台，表明民主主体对权利的滥用已经伤害了民主制度本身。

当然，即便是欧洲，各国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一些以福利制度闻名的北欧国家并未在经济上受到严重伤害，同时保持了福利制度的连续性，这说明了像挪威这样的国家，其经济体系与实行的福利制度之间达到了合适的平衡。

有人评论，美国的状况比欧洲稳健，美国劳工市场更加自由一些，社会福利也没有欧洲水平高，但要看到，美国的国家负债率要超出欧盟总体负债率，奥巴马能够在失业率达到8%以上时竞选连任成功，同样是依赖承诺增加财政支出帮助社会中产阶级而获得胜利的。美国之所以目前没有发生类似欧洲的国家危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拥有强大的货币和统一的财政制度，没有类似欧洲各国需要协商的制度。但在其体系内部，2013年10月初“政府关门事件”又一次将民主协商推向了极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见之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税收水平、债务水平和货币发行程度，将是其民主制度的另一个注脚。但不论怎样，相信两党在2014年的协商结果仍将是向世界注入货币，最终解决国内的纷争。

本文摘自《富国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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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认为，西方传统的三权分立制度在现代和当代发生了实质上的巨大改变，金融霸权成为了传统三权之外的一种缺乏约束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发达国家内部动摇其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世界范围内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西方国家宣扬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与其货币金融霸权之间存在着完整的逻辑链条。 本书深刻分析了这一逻辑链条，并以众多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案例说明，这一逻辑本身成为西方国家获取利益的工具，同时却使发展经济体受到经济损失和社会伤害。本书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为读者了解世界政治经济脉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