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霸权统治了市场经济

　　货币金融霸权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独特的：一方面，金融霸权全面支撑当代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渠道和体系保证；另一方面，金融霸权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驾驭力量和控制手段，金融霸权虽然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它经过长期的演变，在市场体系内部从一般的市场主体逐步成为市场中具有决定性力量的领导者。

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金融力量的促进与支撑。市场为两个层面要素的结合：一层是人们主观思想上对利益的追求和理性判断，每个主体对经济行为的意义在认识上千差万别，市场经济在精神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另一层是具体的实物要素，它们是被动固化的，需要按照市场主体的意志予以配置才能发挥其效能。实现两个层面融合的媒介就是货币和金融体系。实物要素是固定的形态，而货币金融制度将其拟制成为可以转变的货币或者证券等形态，通过金融体系流转，人们在自由市场中的意志能够按照预想实现，这成为市场配置资源有效性的前提条件。

在市场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货币金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中，金融为市场的高效运转提供了可能和现实渠道。市场各种要素如同散落的珠宝，若要成为完整的艺术品，需要金融将其组织起来。我们强调“货币金融”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市场”又需要在货币金融“体系”支撑的框架内部运转，没有金融体系的支撑，市场就无法建立。

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金融资本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帮助国家筹集战争费用，组织社会大规模生产，投资于高风险的科技创新，融汇社会资本，将资本的力量与科技创新、追求财富的动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英国在17世纪海外贸易中的公司式筹资，18、19世纪初对外战争中国债的发行，美国在19、20世纪的铁路、电话、电力、电气、汽车、化工直至今日的网络、信息产业发展等等，都是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结合的实例，它们产生了无穷的创造力，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资源配置提供了恰当的解决途径和方式，对此我们不应当抹杀。

但万事万物的发展都存在一个限度，超过限度，事物发展就会走向它的反面。随着金融资本不断扩张，在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时，它也在逐步实现资本本性的极度扩张。

100多年前，金融资本不过是市场经济中自由平等的主体，它提供金融服务，获取与实业资本相近的利润率，与实业资本没有本质区别，实业资本作为金融资本的客户，对金融产品的品种和复杂程度要求有限，金融公司作为市场资源配置主体极大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但是，货币金融在与市场的互动中，自身在发展变化，一方面需要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要，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发展在不断影响着市场形态，同时也影响着金融体系内部环境，产生了各种金融创新。在市场经济内部，货币金融力量从市场要素平等的主体逐步变换角色，从配置资源功能中逐步演化出控制资源的能力，这是西方市场经济在最近几十年中发生的一个重要而深刻的变化。

在当代，金融资本将股票、债券、期货、货币、衍生品等各个层次和相互联动的市场体系整合起来，实现金融资本在这些市场中的自由穿越，经济主体的发展需要在金融市场中寻求路径，同时，金融资本实现了全方位连通，如同遍布身体的血管一样，它滋养着各个器官，但同时为自身取得了控制性权力。小到个人能否找到工作，大到企业在本行业中能否盈利，再到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实际地位，都可以通过金融资本运作和制定政策予以调整。金融决策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它对金融资本实施保护，也可以对债务方造成损害。债务的发生、利息的高低、融资的难易等等，决定了在经济剧烈波动时发生所有权清算，并进而改变债务人的实际地位，产生转移所有权的作用。从这个层次上来看，金融资本制造的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一场不流血的微型革命，它产生了社会财富整体转移的效果。

金融霸权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类似于任何霸权与附庸者之间的关系，霸权能够获得确认与服从，一定是获得了其他主体在某种程度上的主动认可，并同意追随霸权逻辑。这是由金融霸权对市场经济的支撑作用决定的。金融霸权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整合市场、促进发展、配置资源、创造财富、鼓励创新等提供了条件和帮助。但作为霸权，它的核心利益却在于成长自身，在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不符合金融霸权逻辑一方的利益即会被舍弃。

金融体系也是与特定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发生作用的。市场经济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能够创造最大财富的经济模式，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将个人本性与社会发展的逻辑有机结合，在几百年内，将人类社会发展提高到一个全新高度。

市场经济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发达经济国家范围内，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欧洲式强调社会功能的市场经济不同；而在欧洲内部，北欧四国与南欧之间又存在着重大差别；日本在二战后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亚洲四小龙”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成为全亚洲最发达富裕的四个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以政治威权主义奉行市场经济的；除此之外，还有印度模式、东南亚模式、中东模式、北非模式、拉丁美洲模式。人们往往将市场经济等同于美国和欧洲模式，这是一种误解。

美国具有自由资本主义的特色，从理论到实践以自由主义为原则，在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之前，奉行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极端市场化的资本主义，这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强调市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从其历史发展及在世界经济中的现实地位来看，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无疑是成功的，它激励创新、保护产权，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遍观当今世界的众多产品、科技发明，其中很大部分是美国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即便在当前美国出现严重双赤字的情况下，其企业也在不断创新，在为社会提供日益改善的新产品。

但美国的市场经济是否可以复制呢？美国模式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在市场经济的构想中，存在着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市场为核心，取消管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提高资本的自由流动程度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放弃政府的任何管制，以效率为目标。的乌托邦，持此论者普遍认为美欧市场经济是世界通行的可以复制的模式。如果我们将市场经济放到世界范围内观察，就会发现市场经济成功的比例是有限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需要具备严格条件。更要看到，美国体制的积极作用与其消极作用都是巨大的，在促进全球一体化、自由贸易的同时，它也带来严重的不平等和分配不公问题。我们需要避免这样的思维模式：看到美国体制中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效率及民众民主的一面，便对美国整个社会制度产生膜拜；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看到美国体制中贫富悬殊、掠夺及虚伪民主的一面，便对美国整个制度进行愤世嫉俗的指责。

在经典经济学中，纸币本身是一种借据，表明接受纸币的人可以以其换取实物资产，所以，纸币本身应该以实物财富作为发行的储备。但是，现在许多货币是以他国货币作为储备，即以纸币为基础来发行纸币，实体财富内核被悄无声息地抽掉了。国家发行货币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财富多少，而是人们相信能够以货币获得财富的信心。就这样，纸币完成了从实物资产为储备向以信心为基础的模式转变，信心成为货币价值的重要标签和估值手段。

作为货币储备的货币成为了货币的货币，它衡量其他货币价值，是其他货币的价值尺度。而成为储备货币，成为信心标的物，需要具备众多的条件，既包括实物财富的要求，又包括流通能力、国家实力等条件。换言之，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法定货币都能够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大多数国家的货币虽然抛开了贵金属本位，但它们仍然需要找到一个标准，以比较相互之间的价值。目前，只有以美元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货币，凭借国家实力与外部的依附，具备成为储备货币的基础和条件。

这样一种以国家实力为背景的终极权力，却不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控制货币金融权力的力量不是形式上的民选机构，而是相对于政府半独立的美联储与以高盛、花旗等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势力集团。这种资本势力渗透在各个领域，成为彼此协助、自我实现的循环。它们具有绝对的优势，具有推动国家政策的力量，在经济上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大力输出西方民主制度，在文化上宣扬普世价值观。

在这样一个渗透一切、占有一切而又统治一切的势力下，西方政治体制中三权分立原则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在其影响下，西方国家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能够达成更多的妥协，而这种妥协的成本，将外部化为其他国家的负担。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盗窃和掠夺，但是西方意识形态却将其实质内涵掩盖起来，把赃物标榜为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的功劳。

货币金融霸权是一个强大的权力，首先它意味着在各国之间分配财富的权力，它为美国带来了巨额财富，让美国人过上了其他国家人民难以企及的富足生活，使其享受充分的社会保障；而通过这种权力获得的财富，却被美国金融资本和政客们标榜为美国社会制度和民主制度优越性的结果，借此美国可以向世界宣传、输出它的普世价值观，从而提高了美国自诩的软实力。同时，通过源源不断的财富流入与世界市场的贡献，美国又打造了举世无双的军事实力，保证国际秩序在金融霸权统治下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运行。

当然，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国家后来的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也没有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重要问题的永久模式。我们揭露金融霸权的作用，并非否定市场经济在创造财富中的激励作用，也没有否定西方法治社会对于市场经济的保护和促进作用。我们所强调的，是在金融霸权的维护下，美国和欧洲获得了太多的超额利益。其他国家也能通过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通过国家正确的政策，通过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为本国人民提供创造良好生活的条件，只是这种成功的过程更为艰辛。

西方金融经济学提出了“效用决定价值”的概念，即任何东西只有针对人的效用而言时，才具有价值。对于没有效用的东西，即便投入再多成本也一钱不值。这成为金融霸权获得如此地位的理论基础。所以，不是劳动决定价值，金融资本获得的回报不能与付出的劳动相关联，而应当与其带来的效用即财富价值相关联。参见陈志武：《金融的逻辑》，5~6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这个理论将价值与效用相连，实际上是将价值与人们的主观判断挂起钩来，所谓效用并没有客观标准，而是人们的主观感受。我们不想过于追究理论依据，只是希望指出，这种理论将价值的客观标准转换为主观标准，而人们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被引导的。在资本的强力引导下，价值将成为像时尚一样的潮流，这等同于将对效用所做的宣传和灌输能力赋予了价值，将运作并激发人们追求臆想价值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思想创造力一方面得到认可，另一方面，将普通劳动贬低得一文不值。有了边际效用理论，诚实的重复劳动成为供求关系的牺牲品，因为它提供的效用本身如此之低，在发展中国家随处存在，没有可以利用的效用；相反，西方国家的任何东西被赋予了过高价值，却是人们赋予效用价值的结果。

边际效用理论将人们的判断提升到至高位置，似乎是提升了自我意志的价值，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它否认了任何固有价值。首先，判断和喜好是不确定的，所以供求关系也必然不稳定；其次，人们好恶等判断可以通过外部运作、灌输而形成，这又为任何人引导提升某物效用创造了空间。比如，相对高尔夫和乒乓球两项运动，资本对高尔夫采用高投入、高奖金、高广告费用等种种手段培养出新的群体意识，造就了高尔夫球星在西方的高效用和高价值；而对于乒乓球，由于时过境迁，人们对它从过去的狂热演变为冷落，这就是低效用。这样的例子在商业时尚社会比比皆是，胖瘦、肤色、发型、着装等都可以成为效用的操控目标。通过对意识的有意引导，何为高效用、何为低效用等等成为雄厚资本能够在市场层面操控的概念。当资本追捧古玩、家具、字画、房产等资产的时候，它们就是具有高价值的东西；当意念抛弃它们的时候，它们就成为低效用的东西。比较极端的例子如荷兰发生的郁金香泡沫，好恶在分秒之间发生转变，但按照效用理论，极端地推导就会产生如何认为在泡沫破裂之前拥有郁金香，就没有足够的满足感和效用呢？

价值成为主观可以任意操控的概念后，有价值和无价值之间的界线划分成为资本的绝对权力，通过资本运作，事物价值随人们的感受而起伏不定。它可以通过理论界论证黄金没有实际价值，因为除了作为装饰品外，它没有效用，黄金成为货币是落后文化形态的选择；而纸币美元，因其具有的高度流通性，则具备了高效用。推而广之，股票价格、金融产品价格等都表明那个极端时刻的价值，价格变化则是其效用变化的反应。当价值成为可以通过运作、强化意识转化为主观形态后，西方的所谓软实力也必然登上最高殿堂，成为西方意识形态优越性的理论基础。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崇拜，成为金融霸权具备超级效用的现实注脚。将经济学与社会心理学融合，构成需要如何影响主观意识的学说时，所谓的价值、效用理论离欺骗还有多远呢？

本文摘自《富国的逻辑》

---

　　 本书作者认为，西方传统的三权分立制度在现代和当代发生了实质上的巨大改变，金融霸权成为了传统三权之外的一种缺乏约束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发达国家内部动摇其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世界范围内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西方国家宣扬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与其货币金融霸权之间存在着完整的逻辑链条。 本书深刻分析了这一逻辑链条，并以众多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案例说明，这一逻辑本身成为西方国家获取利益的工具，同时却使发展经济体受到经济损失和社会伤害。本书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为读者了解世界政治经济脉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