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霸权的体系

　　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是美元，维护经营美元体系的主体包括美联储、垄断金融所代表的金融资本和国际经济组织。如果说货币美元是经济体系的血液，那么美联储相当于心脏，美国金融资本相当于血管，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则将以美元等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开拓到新体系和新领域。对于美元，我们在后文将详细阐述。构成支配美元流动的组织体系展现出立体、全球化且高效能的特色。

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最神秘之处莫过于美联储的身份和角色了。一直以来，很多人，包括许多美国人在内，都认为美联储是阴谋的结果，是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的核心手段。尽管存在各种争议，但我们还是认为，在巨大的金融体系中，利益、组织等交错繁复，美联储无法如阴谋论所言，成为如此庞大体系中依赖于家族、种族、个人或者小团体阴谋所能控制的主体。美联储是美国民主制度和金融资本共同运作的产物，但是，从它诞生时起，它特殊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决定了它并非民主体制内的绝对服从者，而是结合民主体制、金融资本与专业精英的某种复杂变幻体。

在历史中，美联储是为避免银行体系周期性资金流动危机、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瘫痪而成立的，这一功能曾由摩根银行承担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美联储未能及时履行职能，从而导致银行大面积倒闭，货币紧缩。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使美国能够快速从危机中挣脱出来，同时保护了众多金融机构在重大危机中安然无恙。

美联储成立于1913年。1935年，美国国会创建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协调华盛顿与各分行之间的联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有投票权的成员包括7名联储理事会理事和12家联邦储备银行中的5位行长。作为国家最核心部门，其理事委员并非选举产生，而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认可后任命。各储备银行的行长由监管和代表各地方金融机构的储备银行董事选举，但联储理事会可行使否决权。这种结构是为了政治家任命的理事委员与政治机制之外选定的储备银行行长相互制衡，从而保证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独立性。委员会决策可以独立于立法与行政权力之外，不仅如此，它的决策甚至可以影响大选中谁成为总统，谁又会黯然离去。

美联储最主要的工作是提供货币政策，保持货币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中央银行在任何社会中应具备的正常作用。因其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和对社会各阶层、派别的经济影响力，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货币政策反而需要某种神秘主义，即它表现为中性而且艰晦难懂，如同抹平了政治价值上的倾向性和财富分配上的立场一般。但事实上，从美联储委员会的产生方式以及服务对象来看，它无法与金融资本割裂开来。它本身虽然兼顾国家经济政策，但又属于金融资本体系的一部分。

创造货币的控制权掌握在美联储和金融机构手中，通过市场的倍乘效应，在美联储的微幅调整中放大到整个市场体系。这相当于将创造贷款和货币的唯一特权授予了由私人企业组成的精英团体——商业银行体系。虽然美联储通过这种方式调整经济发展，但是，金融资本作为货币核心的附属体系，天然具有获得优先保护的优势和地位。在美国，银行是最安全的商业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倒闭后都会受到政府保护，而其他经济实体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2008年金融海啸中像雷曼倒闭的例子属于个案，而花旗、摩根、美国保险公司等等还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点保护。这种保护因双方密切的关系而加入了保障内容，即金融公司不仅不会轻易倒闭，而且美联储政策能够保障金融行业的利润和盈利能力。美联储虽然不应当持有政治立场判断，但是，具体的政策在帮助一部分人的同时会伤害另一部分人。12家联储分行行长中，有5位虽然在委员会中不具有绝对投票权，但是，他们代表了其所属地区千百家金融机构的利益。美联储的决策需要平衡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但往往经济形势发生动荡时，经济控制力量却越来越集中，货币政策具有了清算和再分配功能。比如1980年代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其提升利率、抑制通胀的政策导致大量中小型企业破产和被收购。

如果说美联储在美国历史中起到了保障经济正常发展的作用，那么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美联储政策已成为世界经济政策的中心，而对于作为诞生美国联储分行的成千上万家金融企业而言，成为美联储政策重点保护对象和一致行为人便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了。金融企业是嵌入美国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它又以市场原则为宗旨，不可避免地追求自身利益。随着美元的世界性流动，金融资本利益将从美国国内延伸到它所能到达的一切领域。

当然，在美联储的历史中，不同领导人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有的美联储主席执掌货币政策具有极强独立性，独立于白宫和国会，有的主席却深谙政治权力之道，帮助总统刺激经济，希望总统连任之后反过来帮助自己连任美联储主席。这些历史细节表明完全隔绝于国家权力机构的独立美联储并不存在，但这些并不能影响其发挥效能的主要方式，亦无法改变美联储与金融机构之间联系的性质。

在美联储外围是以金融巨鳄所代表的西方金融机构，包括各种银行、投行、保险公司、基金、政府担保机构等等，它们已不是过去简单的银行，不再是以存款贷款业务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在继续向企业贷款的同时，它们更多是以自有的影响力通过金融创新带动更多更大的杠杆资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成为彼此默契的控制性力量。黄树东先生在《大国兴衰》中指出：“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资本的泛滥，过多的金融资本追求相对有限的盈利机会，结果导致预期收入下降。……回报率的下降是对资本生存价值的挑战，迫使资本开始通过资产扩张、加大杠杆运作的方式提高回报利率。” “华尔街的投行无不以几十亿、几百亿的自有资金，运作起几千亿、几万亿的资产。华尔街五大银行，除贝尔斯登经营的总资产在2006年增长23%、2007年底再增长17%外，到2007年底，另四家投行经营着高达38 763亿美元的总资产，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27.6%。”在这种模式下，自有资金与其所控制的资产不成比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置社会风险、系统风险于不顾，追求金融机构的私利。2013年10月摩根大通银行同意赔偿两房50亿美元，结合英国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即在伦敦银行金融交易市场上银行间相互拆借英镑、欧洲美元及其他欧洲货币时的利率，它常常作为商业贷款、抵押和发行债券等金融产品利率的基准，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种关键利率，一些浮动利率的融资工具在发行时，以该利率作为浮动的依据和参照物。的操纵，我们对于这种白领犯罪只能窥视其一角。Libor丑闻给数千个金融基准各国金融市场中金融产品的定价依据，以此可以影响从汽油到黄金等商品期货、从按揭贷款到国债等绝大多数金融产品的价格。投下了阴影，欧盟委员会阿尔穆尼亚说：“在Libor丑闻之前，人们认为金融基准是可以信任的。现在人们认为其中可能存在操纵行为。也许操纵不再是例外，而成了惯例。”《15家大银行卷入汇市操纵调查》，载《参考消息》，20131114，转摘于《金融时报》网站《大银行面临外汇交易调查问询》。在没有证据和痕迹的情况下，能够操控的产品和定价到底有多少，这只能依赖于想象了。通过保险、衍生品、对赌、期货，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创造出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一方面它们声称在金融市场中这些产品的作用在于减少或者规避风险，实际上在发生系统风险的情况下，它们又无能为力；但另一方面，没有危机或者风险它们又无法获得杠杆化收益。所谓的风险，相当一部分要么可以通过巨额的资本得到控制，要么能够通过资本和人脉关系事先感知或者分析。100多年前，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是针对天气的不定变化而对生产者和购买者设立的保险手段，而现在，外汇、石油、金属等等所有重要品种的价格，几乎都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联。一方面，金融机构有着广泛的人脉和知名研究机构，它们测知国际中的各种变化，另一方面，它们的资金实力不再是避险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市场的控制力量。它们既可以推动事物的发展方向与金融机构的预测实现对接，又能够成为定价者；它们既是风险的规避者，又是风险的受益者。2008年，高盛出具报告，石油每桶价格能够达到200美元，结果在147美元时掉头向下，最低到33美元，难道高盛的高层会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交易者一样对美国政府的伊朗政策、利比亚政策等一无所知？或者高盛的金融服务不会在给石油七姊妹公司又称国际大石油公司，指的是标准石油分割所形成的三家较大的石油公司与另外四家石油公司所组成的垄断性企业联盟，曾对世界石油市场影响甚巨。包括埃克森公司、壳牌公司、英国石油、美孚石油、德士古、雪佛龙、海湾石油，经合并到2004年，七家中还有四家继续营业，它们是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和雪佛龙。提供咨询的同时窥测了解它们的生产计划？防火墙不过是对具体交易人员的清规戒律，对于顶层决策者实际是不存在的。2013年高盛又有报告称黄金价格能够升至每盎司2 000美元，结果从1 700美元降至1 200多美元。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意味着从事这些产品的生产，以及依托这些产品的产业链中的诚实劳动将失去意义，勤奋的生产劳动反而成为人生中的巨大风险。在这样的市场中，难以分清市场成分和控制力之间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跨国实业企业并非与金融资本相互隔绝，实业资本一方面通过不断并购重组，规模越来越大，比如通过对所有权关系的分析，仅1 300家跨国公司即可构成全球经济核心，而其中超级核心有150家，它们占据全球财富40%以上；另一方面，跨国实业企业，诸如电信、军工、石油、软件等，它们已经实现了股权结构证券化，即能够控制它们的，已经不是过去家族从事实业经营的股东，而是金融资本层层如金字塔般盘根错节的控制关系，金融资本通过较少的自有资本即能够在实业层面控制庞大的资产规模。在实业企业中，主管生产、经营等具体业务的是职业经理人，但选拔职业经理人，并决定公司发展方向的却是金融资本。

在国际层面上，推行国际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计划将国际金融秩序植入到发展中国家，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成为西方货币和金融资本任意驰骋的猎场。在这些机构的内部组织层次中，西方国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影响力，配合以成体系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使发展中国家自愿地开放核心金融领域。历史中发生的历次经济或者金融危机，解决方法或者提供援助的条件都是更为开放和自由的资本市场。只是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才不得不承认对于一些国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反而会带来风险。尽管承认，但它们的最终结论还是委婉地要求开放资本项目。有趣的是，某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离任再担任母国央行行长后，便改变原来的资本自由观点，认为资本过度自由对具体国家的经济无益。

对于美国经济逻辑合理的制度安排，经过历史中货币角色的微妙变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他国却构成了实质影响。总体来讲，金融资本支撑的市场经济为人类幸福生活创造了条件，但是金融资本作为最接近阳光的地带，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同时又获得了最大的利益；而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不是没有成长，而是在发展的同时需要付出更多并承受更多的艰辛。

本文摘自《富国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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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认为，西方传统的三权分立制度在现代和当代发生了实质上的巨大改变，金融霸权成为了传统三权之外的一种缺乏约束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发达国家内部动摇其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世界范围内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西方国家宣扬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与其货币金融霸权之间存在着完整的逻辑链条。 本书深刻分析了这一逻辑链条，并以众多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案例说明，这一逻辑本身成为西方国家获取利益的工具，同时却使发展经济体受到经济损失和社会伤害。本书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为读者了解世界政治经济脉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