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成为利益派别的抵押品

　　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著名的波兰裔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地缘战略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7—1981），目前美国重量级智囊之一，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博士生导师。认识到了美国民主制度与其对外战略关系的矛盾之处，他指出：“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建国时独特的环境构成了损害美国制定且持续推行一项长期扮演全球领袖政策能力的结构性障碍。但是，现代沟通方式和金钱对美国政治的冲击又进一步导致了体制性的退化。美国的宪政体制……往往很大程度上在国内刺激下制定出那些具有世界范围影响的政策。这一现实强化了一种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绝非没有道理）的观点：一个狭隘的美国只把其自身一贯的关切、形形色色新式的口号以及特殊的利益推广到全球舞台上。……无论是行政当局还是立法部门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协商过程，使得他们能以长远眼光认识全球未来，共商政策。行政部门……导致了长期的利益从属于短期的考量。立法部门则几乎一味地只关心眼前的国内问题。”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更为极端，他指出：“进一步促进国家政策的统一，还需要更正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日益扩散的一种印象，即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是可以用来出售的。华盛顿内部围绕外交政策的游说作用日益凸显，既导致也反映了上述这一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外交政策游说集团筹集并达到选举活动经费目标的能力已经成为其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其重要性超过传统的投票力量。”基辛格指出：“由于存在国内各种压力集团，国会的立法不仅介入到具体的对外政策策略，而且寻求通过一系列的制裁向他国强加行为准则。”布氏和基辛格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评之严厉，恰恰说明了，所谓的民主社会无法建立对外平等的、基于世界范围普遍民意的长远政策。

为什么西方民主制度在对外关系上无法真正尊重别国的利益呢？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从历史上看，很多人赞叹美国宪法虽然制定了200多年但仍然有效，但当时的美国仅13个殖民地，除了与少数欧洲国家有联系外，对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政策的考虑还不是其主要关注点，涉外关系对国家的影响远远小于当今情况。虽有全球贸易，但规模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较现在没有可比性。所以宪法制定者们就对外政策仅对国会与总统的权力做出了简单的规定。

现实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选举制度（包括任何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要求根据国内的投票决定领导人，国内选民往往无法将对外政策的影响与国内问题挂钩，对外政策成为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相对自行决策的领域，涉外事项不能成为国内民主的真正议题；换句话说，外国不能给予行政部门选举和立法议员选举任何选票支持，这两个部门只有表现出为选民争取利益才能保证政治权力。但选民支持的候选人其所主张的政策在国内与国外却可能相互冲突。例如，在保守的选民面前，竞选人同时主张攻打伊拉克和赞同同性婚姻，那么选民同意竞选人的哪个主张呢？美国的批评家罗格•莫里斯指出，“普通的美国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日常的家庭生活问题上，对地球上的事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上一眼。”对外政策不在选举的议题选项之中，那么获胜者代表他的团体操作对外政策的空间就非常巨大了。美国的国际目标——成为世界重塑的领袖与其国内民主本身是存在冲突的，而将国内民主与国际目标相统一的手段在宣传中则演变为大量的欺骗、恐吓和收买。

基于历史形成的宪法框架和现实决策的利益考虑，美国民主决策无法外化为对他国利益的尊重。这个结论并非意指美国的对外政策完全没有战略规划，或者受到其他所有国家的反对，只是说明其对外政策与国内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相互隔绝和相互矛盾之处，国内民主并非是解决国际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国家关系问题上，外国利益是否能够得到尊重往往要服从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状况，但此处的政治状况并非是民意，而是综合因素。

当下突出的两个例子体现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民主外部性的特点，即对待埃及的二次革命的表态和对待日本二战历史的态度。

美国自己对埃及穆兄会能否获得政权本就充满猜疑，当军队通过政变囚禁穆尔西之后，美国甚至不承认这是政变，只是犹豫观望；当军队强行清场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后，美国媒体及政府虽然表示严厉谴责，但采取的制裁措施不过是毫无实质内容的停止举行军演。美国媒体可以对此表示谴责，但是，政府的表态更像是双簧表演。埃及军方对美国表面上表示不服，美国政府表面上谴责军方行动，但是，双方对彼此的不满都是为了做给那些简单概念的宣扬者观摩的。2013年10月美国终于决定对埃及实施部分制裁，但是，伴随这种制裁同时所做的声明更像是安抚埃及军方，告诉他们制裁并非当真。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前利比亚、现在的叙利亚，估计北约军舰马上就停靠在地中海一带，兵临城下，导弹和飞机已经做好介入准备了。同样的暴行在西方会受到不同的对待，这就是西方普世价值的双重标准，背后是国家之间的战略利益。也许有人会提出，毕竟西方国家谴责了埃及军方的暴行，说明西方还是追求民主价值的。如果在国际政治中，仅仅看到这些表面文章便认为这是掌权者内心的真实想法，那就过于天真幼稚了。对埃及军方谴责不过是为了保持自己所宣扬的价值观的体面和一致性，不过是为过去干预历史的道义理由保证起码的表面合理性，不过是对未来发展变化留出足够的退路和空间。但是，在实际处理过程中，一定是战略利益成为西方国家行动的真实指南。可怜的穆兄会如果以为国际社会将像对待利比亚、叙利亚那样热情介入，坚决打击施暴者的话，那他们一定会彻底失望了，并且还将因为相信国际介入而增强斗志付出重大代价。二次革命是穆兄会决策失误的正常结果，但是，西方国家对此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潭，只能通过虚情假意的谴责挽回逻辑混乱造成的信誉损失。殷鉴不远，在卡扎菲和叙利亚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而受到西方严酷打击的例子中，埃及军队能够自信不会重蹈这些政府的命运，这本身就说明了西方高层与埃及军队高层达成了某种默契。有趣的是，阿拉伯世界某些国家成为西方战略实施的有力工具，美国等可以停止军演、停止援助，但像沙特等却能够公开对埃及的镇压行动表示支持，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再看看沙特等国家对叙利亚民主的热情，具有正常逻辑能力的人谁还会相信，对这些民主运动的干预是出于正义公心的呢？

如果民主代表人民具有正常的人类理性，对外政策能够维护国际正义，则日本对军国主义的留恋成为又一个反例。德国用法律规定法西斯主义为非法，而在日本，右翼成为日本政坛的主导力量。美国在1951年主持与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已经将日本从战败国提升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前线盟国，美国沿用日本政府官员扶持日本发展，为军国主义留下了复兴的根苗。而在对待二战历史问题上，日本政府对二战时期历史借尸还魂，重走军事扩张路线，美国并没有通过民主手段予以遏制。从日本来看，其内部民主制度未能起到对历史予以全面认识和反省的作用；从美国来看，美国民主也没有对日本违反人间正义的复辟思潮进行强烈抵制，政府层面仍然将这样的政府视为重要盟友。其根源是什么？根源就是日本在东亚仍然是美国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马前卒。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容忍，一定具有深远的战略目标，即希望通过中日两国的交恶，最终得以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为民主目标在世界范围内摇旗呐喊的过程中，对违背历史、违背正义的日本历史问题，却完全采取淡然无视的态度。西方部分媒体对日本行为的否定和谴责，根本无法影响这些政府的核心政策。由此，日本政客才敢于更为明目张胆地参拜靖国神社。参见《美借墓地献花批“安倍史观”》，载《参考消息》，20131113。对于日本的军国史观，美国的抗议也就仅限于美国官员不去靖国神社，而去东京千鸟渊公墓献花吗？如果愤怒的表达如此无奈，世界上还有什么抗议值得重视呢？

民主决策外部性特征导致了这样的逻辑结果，从决策的权力来源上以民主、人权旗号作为对外政策的准则，将民主等普世价值时时挂在嘴边，展现了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形象，但是，经过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实际利益的过滤，民主大旗的基座却由阶层利益和狭隘民族利益浇铸。这是为什么美国在世人面前呈现出两面性、对外政策出现双重标准的原因。布热津斯基奉劝美国应当具有长远眼光，并避免对短期利益的追求损害其长期价值观，因为其看到了美式民主对全球政治觉醒的罔顾，发自内心地表示对美国未来的担忧。他形容“在某些方面，美国加冕为世界领袖也让人回想起拿破仑当年的那场自我加冕。拿破仑……视自己为历史的代理人，引导法国民众把革命觉醒转化为一场重建欧洲的宏大进程。自由、博爱、平等在整个欧洲被强行推广，也不管欧洲人是否翘首相盼。在第一位美国的全球领袖自我加冕（指老布什）十多年以后，一位美国总统（指小布什），与当年的拿破仑一样，宣布美国的历史使命（以及他自己的使命）就是推动整个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转型。”\[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这里，以美国地位类同于拿破仑的加冕实在恰当。拿破仑向欧洲传播的思想内涵与其本人的专制做法相互冲突，违反自身逻辑的征服导致了他的失败。美国向世界传播的思想与其行动也存在矛盾，在未来，也许存在美国思想传播并实践于世界的图景，但以美国现有的做法，世界民主化进程却可能是以反抗美国民主和伪善为结果。

我们无意完全否定美国民主制度和其所宣扬的价值观，在当今的世界中，美国所确立的国际秩序对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并非没有利益，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在接受外部思想和规则时确立自己的利益边界，不要因为被西方国内民主状况和发展水平所迷惑，进而认为从这些国家所派生出来的政策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同样的促进作用。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本身不具有在美国政治博弈中优先考虑的地位，而恰恰是从属于美国国内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

本文摘自《富国的逻辑》

---

　　 本书作者认为，西方传统的三权分立制度在现代和当代发生了实质上的巨大改变，金融霸权成为了传统三权之外的一种缺乏约束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发达国家内部动摇其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世界范围内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西方国家宣扬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与其货币金融霸权之间存在着完整的逻辑链条。 本书深刻分析了这一逻辑链条，并以众多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案例说明，这一逻辑本身成为西方国家获取利益的工具，同时却使发展经济体受到经济损失和社会伤害。本书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为读者了解世界政治经济脉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