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复杂性导致权力上移

　　西方民主面临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民主决策的问题越来越专业化，同时决策链条越来越长，影响社会、经济的机制越来越复杂。200多年前的美国民主，大多数人投票决定的事务是与自身周边相关的议题，对外政策远不如今日重要，选举投票的后果作用于投票人自身，因果关系明了。如今除了减税、增税、提高就业等简单术语外，多数选民对经济运转并不理解，投票结果与政府作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在于社会越来越复杂，对过分复杂的事务，无法让多数选民完全了解内部关系并做出全面判断；另一方面，政府决策议题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利弊界限变得模糊，政策效果显现变得长远。在这个过程中，选民判断越来越依赖于专家或者政府，尽管听取辩论、阅读文章，但对利害关系的决定，选民更多依靠直觉，而非真正理解问题的实质。西方社会民主决策越来越像股份公司的经营决策模式，当今绝大多数巨型公司股东同样越来越依赖于公司管理层的判断，出现问题时更愿意相信管理层的解释和说明，现代公司的复杂性导致股东难以了解公司背后决策的真正动机，公司运营的专业化程度超出了多数股东的理解能力，所以只有在公司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上，股东才委托机构表示意见，或者干脆用脚投票，通过转让股份而避免理解公司决策带来的成本和麻烦。绝大多数情况下，董事会的决策能够说服股东。当今西方国家民主的运行机制与此类似，选民凭借直觉投票，或者干脆不参与投票，行政和立法机构的意志在国家事务中往往发生着决定作用。

这些特点决定了选民的关注焦点在于身边的利益关系，多数选民对于管理国家及世界经济秩序的逻辑关系、运行手段和脉络等并不理解，因此无法做出清晰判断，导致在基层实务中民主起到了良好的监督管理作用，但在国家大政方面，选民对福利等方面的要求与政客的承诺之间存在巨大错觉，国家是否有能力和社会是否具有可行性被有意忽视。一方面经济、政治、社会管理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社会财富绝对量飞跃式增长；另一方面，民众需求和福利要求也在急剧膨胀，两者能否达成稳定的平衡比例，则由选民与政客之间的博弈不断调整。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一些元素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得以部分实现，在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各方面民生取得了相应保障。但随着权利叠加，部分权利演变为闲适、懒惰习惯的保护伞，社会逐渐沉沦于享受、用尽法律权利的氛围之中。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中勤勉、节约精神被享乐、闲散所取代，社会失去了承担义务、奉献的内涵。

民主决策的延时和错位特点增加了政客对选民承诺的勇气和胆量，金融体系分散成本功能和聚敛财富能力更能使决策者敢于向未来的欠条背书，选举承诺成为可以分期付款的商品，至于未来到底能否实现，则完全交给将来的现实情况。

政治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欧美债务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政治危机。中国许多精英、专家、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抛弃政治经济学理论了，认为西方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他们将理想市场经济条件当作现实，就经济论经济，认为单纯考虑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利率、汇率等纯经济学术语就能够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无法全面分析发达国家经济状况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关系，也无法全面解析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联系。

本文摘自《富国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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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认为，西方传统的三权分立制度在现代和当代发生了实质上的巨大改变，金融霸权成为了传统三权之外的一种缺乏约束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发达国家内部动摇其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世界范围内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西方国家宣扬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与其货币金融霸权之间存在着完整的逻辑链条。 本书深刻分析了这一逻辑链条，并以众多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案例说明，这一逻辑本身成为西方国家获取利益的工具，同时却使发展经济体受到经济损失和社会伤害。本书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为读者了解世界政治经济脉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