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和民粹主义（2）

　　一位来自欧洲的论坛参与者将这一现象归结为道德问题：

　　除此之外，从另一侧面来看，最大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哪里好？我们是正在建造一个巨大的、不富裕却很宽裕的中产阶级吗？我们已经不再这样做了，我们正减轻贫穷者的贫困度，改善他们的生活，而我们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改善甚微。我们在一些国家造就了中产阶级，那是因为这些国家本来就完全没有中产阶级。在全球所有国家……我们让少数人赚到了大笔的金钱。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描述），是道德的最高水平？是伦理？或仅仅是公众舆论无法接受的问题吗？（欧洲论坛）

　　拉美国家的情况更为严重，社会不公伴随着持久的贫困：

　　拉美国家有可能是世界上财富分配最不平均的地区。最上层的收入是最下层的30倍。这是全球最大的差距。但是除了收入不均之外，还伴随着贫困。从基尼系数来看，或者从高低收入来看，拉美有些国家的情况看起来不算糟，但这是因为它们都很穷造成的，这显然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减轻贫困才是让我们彻夜难眠的问题。（拉美论坛）

　　在纽约的美国论坛上，与会者提到了这样的问题：

　　收入差距问题在我看来是个更难处理的问题。我知道我们在公司方面要如何去做。我们要自觉地做到不剥削他人。我们主动保持对于贡献和业绩的公正评估，我同时也认为今天在座各位都用自己的方式这样去做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自由资本主义似乎加剧了收入差距，而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美国论坛）

　　美国论坛上的另一位高管更为有力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对市场资本主义最大的威胁就是，美国和新兴市场中的大型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它们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一分子。如果穷者愈穷、富者愈富，那么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巨大威胁。（美国论坛）

　　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民粹主义会对社会和经济稳定造成威胁。一名拉美高管认为，巴西近年来的稳定是由于巨大而日益增长的穷人选民，而并不是由传统的（喜欢廉价资金、闭关锁国和政府保护与偏袒的）商业利益团体带来的：

　　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是军政府统治之前最后的自由选举时期，那时候只有20%的人口参选。而在最近的选举中，70%的人都参选了。因此与前些年相比，穷人的地位提高了。这也是卢拉（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时任巴西总统）受欢迎的原因。如果你关注巴西社会地位前10%～20%的人群就会发现，他们不会给卢拉投票。是巴西50%～60%的劳苦大众选举了卢拉。穷人因此受到了尊重。当然，在巴西依旧存在特殊利益群体，也依旧存在许多问题。这些利益群体和问题使得巴西的处境复杂而且不稳定。但是由于穷人的支持，巴西的宏观经济依然持续稳定。这是人们没有认识到的。这不是来自商人们的压力，而是穷人们的施压──他们希望低利率并受到保护。（拉美论坛）

　　另一位拉美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关的观点，即商业寡头的利益阻碍了贸易和现代工业的开发步伐：

　　问题在于，国家的平衡力量是什么？如果这种力量掌握在老旧的商业体中，那你就别无选择，对吧？我的意思是，你真的是──被卡住了。如果你能找到多样化、分权、现代化的途径，那么你就可以在我们谈论的问题中有所作为。（拉美论坛）

　　如果没有进步，"旧商业"能够运用力量阻止改变的发生，那么其结果即造就了查韦斯等一类人。军方可以利用穷人的挫败来掌控权力。我们也曾听闻跨国公司在预防此类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如果他们为国家的国际贸易开放服务的话。

　　欧洲、亚洲乃至美国却并未对上述观点展开讨论。对于商业社区和政府之间的亲密却不透明的关系如何阻碍市场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只在拉美有所耳闻。对于穷人参选可能成为开放市场和宏观经济关键力量的说法，正如巴西经验所诠释的，也只在拉美的研讨中有所提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和欧洲的商业领袖们关心的是，民粹主义可能会让政府奉行有损贸易和破坏宏观经济平衡的政策：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另外的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收入不均会让选民对政客提出要求，而政客又会因此改变法规，这样一来就会对资本主义产生威胁。因此收入不均问题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主要威胁。对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威胁的担忧也同样存在。因此选民和政客们又会引发保护主义倾向。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要想要突出强调的主要威胁。（美国论坛）

本文摘自《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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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的动荡暴露出了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人们逐渐聚焦于那些潜在的风险：旧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国际组织与新的世界格局之间的不匹配、贫富差距过于悬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等。 在这种时刻，始终关注企业发展的哈佛商学院率先探讨了企业在当前经济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提出企业对改变世界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所代表的商业力量将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找到解决途经。《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观点作为一种探讨，将为研究当下世界变化的人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