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当今的企业管理者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加以实践（1）
如果彼得-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的说法有道理，那么管理学必须重新回归人文学科教育的最初理念，而这些理念对于商业中有关“专业性”的概念以及德鲁克关于“博雅之人”的概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将管理学人文化的困难就在于人们通常认为的“象牙塔”般的学院与商业的“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人文学科传统的历史沿革通常包括为“真实世界”培养政治、法律、医学和宗教方面的领袖人物。更进一步，将经典的人文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协调起来、融合到一起，这是美国一个悠久的传统。最初的清教徒殖民者建立起了一个知识程度极高的社会，其识字率是西方世界中最高的。哈佛大学的主要使命就是培养拥有人文学科知识的神职人员，但是同时也会录取一些语法学校的教师和政府领导人，为的是达成其为整个麻省海湾社区灌注正面价值观和优良传统这一使命。新教徒在物质世界里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历史学家史蒂芬-英尼斯认为清教徒的加尔文主义观念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开国元勋也在他们的“共和精神”美德中全然接受了人文学科的理念，坚信只有当领导者真正理解了社会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概念的重要性之后，共和国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教育在人们眼里被视为一个自由社会得到有效治理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托马斯-杰弗逊之所以创办弗吉尼亚大学，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的年轻人培养推理的能力”，而且也是为了“让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利益得以调和、得到促进”。
人文学科的目标与重在实践的专业人士之间的关联可能已经失落了，但是它也是能够恢复的。在德鲁克看来，“去展示并体现出价值，去创造愿景……并引领众人”这一重任应该落在人文学科肩上。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也对实践者提出了承担上述责任的要求。
彼得-德鲁克将管理学既作为一门学科也作为一门职业，这门职业体现的是技巧，即他所认为的特殊的知识或者技术，同时体现的还有实践，即他所认为的艺术。“实践”是一种将不同类别的知识体整合、融会在一起的艺术，只有这样，整个组织所产生的能量才能大于个人的个别贡献的简单相加。
而且，正如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在道德的领域内才有可能发生产出大于投入的现象。”由此，管理团队尤其是高层管理者对诚信的身体力行正是管理学的奠基石。高管们是人们仿效的对象，他们的身体力行则成为追随者的榜样。他们的身体力行决定了组织的团队精神(这里德鲁克所指称的是组织的精神)。而如果希望提升整个组织的团队精神，那么管理层的实践就必须时刻体现出诚信。
在《雄辩家和哲学家》中，布鲁斯-金博尔认为人文学科历史上就存在着一种张力，该张力体现为有一些人(哲学家)坚信这样的教育必须将对真理的求索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另一些人(雄辩家)则坚信人文学科教育必须做到有助于人们成为能在社会中体现其自身作用的成员。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可以有效地整合这两种模式，不仅要求身为高效管理者的专业人士有效工作，而且还希望他们能够在日常的组织运营中体现出更广泛的超越一般人的价值观。德鲁克更偏爱那些能够时刻体现诚信和更完善的道德判断的管理者，而对那些才华出众但是缺乏诚信的管理者则嗤之以鼻。这一偏好的主要原因是他对个体的发展和成长所抱的热忱：
一个人自己可能所知甚少，表现也不佳，还缺乏判断和能力，但是这样一个人作为管理者也可能不会造成太大伤害。但是，如果他缺乏品格和诚信，那么无论他知识多么丰富，才华多么横溢，成就多么巨大，他仍然是一个破坏力量。他会破坏人，而人恰恰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他会破坏人们的精神，破坏组织的绩效。
由此，在实践中推行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理念时，不仅仅需要拥有将知识运用到物质世界中的能力，而且还需要更高的道德标准来指导。
商学院有关代理人理论的传统教育以及在管理中过度依赖财务模型并把它们作为唯一的绩效衡量标准这种传统做法，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缺乏道德标准。当今的高管们在市场制度下并不拥有任何道德准绳。市场本身是不分善和恶的，因此，市场既制造出很多善也制造出很多恶。如果没有道德标准，高管们不可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下属、对待客户或者对待公众。他们尤其不可能致力于培养下属的潜力。如今(2009年4月)，我们所看到的景象是成千上万的员工无所适从，人们对我们这个国家的金融和监管机构的信心受到重创。如果我们说公众已经丧失了对于管理作为一门专业的信心的话，这并非危言耸听。
本书由德鲁克生前最亲近的十八位门生通力合作，解读、丰富、发展并应用德鲁克不朽的管理思想和人生智慧。本书中的各位商业思想者深入地分析了德鲁克对当今时代最关键问题的观点，覆盖了从营销、领导力、战略到公司治理的每一个商业领域，每一位撰写人都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审视德氏智慧对于当今商业环境和企业经营的有益启示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和社会理想，为身处各种管理困境的企业经理人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
人文学科的目标与重在实践的专业人士之间的关联可能已经失落了，但是它也是能够恢复的。在德鲁克看来，“去展示并体现出价值，去创造愿景……并引领众人”这一重任应该落在人文学科肩上。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也对实践者提出了承担上述责任的要求。
彼得-德鲁克将管理学既作为一门学科也作为一门职业，这门职业体现的是技巧，即他所认为的特殊的知识或者技术，同时体现的还有实践，即他所认为的艺术。“实践”是一种将不同类别的知识体整合、融会在一起的艺术，只有这样，整个组织所产生的能量才能大于个人的个别贡献的简单相加。
而且，正如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在道德的领域内才有可能发生产出大于投入的现象。”由此，管理团队尤其是高层管理者对诚信的身体力行正是管理学的奠基石。高管们是人们仿效的对象，他们的身体力行则成为追随者的榜样。他们的身体力行决定了组织的团队精神(这里德鲁克所指称的是组织的精神)。而如果希望提升整个组织的团队精神，那么管理层的实践就必须时刻体现出诚信。
在《雄辩家和哲学家》中，布鲁斯-金博尔认为人文学科历史上就存在着一种张力，该张力体现为有一些人(哲学家)坚信这样的教育必须将对真理的求索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另一些人(雄辩家)则坚信人文学科教育必须做到有助于人们成为能在社会中体现其自身作用的成员。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可以有效地整合这两种模式，不仅要求身为高效管理者的专业人士有效工作，而且还希望他们能够在日常的组织运营中体现出更广泛的超越一般人的价值观。德鲁克更偏爱那些能够时刻体现诚信和更完善的道德判断的管理者，而对那些才华出众但是缺乏诚信的管理者则嗤之以鼻。这一偏好的主要原因是他对个体的发展和成长所抱的热忱：
一个人自己可能所知甚少，表现也不佳，还缺乏判断和能力，但是这样一个人作为管理者也可能不会造成太大伤害。但是，如果他缺乏品格和诚信，那么无论他知识多么丰富，才华多么横溢，成就多么巨大，他仍然是一个破坏力量。他会破坏人，而人恰恰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他会破坏人们的精神，破坏组织的绩效。
由此，在实践中推行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理念时，不仅仅需要拥有将知识运用到物质世界中的能力，而且还需要更高的道德标准来指导。
商学院有关代理人理论的传统教育以及在管理中过度依赖财务模型并把它们作为唯一的绩效衡量标准这种传统做法，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缺乏道德标准。当今的高管们在市场制度下并不拥有任何道德准绳。市场本身是不分善和恶的，因此，市场既制造出很多善也制造出很多恶。如果没有道德标准，高管们不可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下属、对待客户或者对待公众。他们尤其不可能致力于培养下属的潜力。如今(2009年4月)，我们所看到的景象是成千上万的员工无所适从，人们对我们这个国家的金融和监管机构的信心受到重创。如果我们说公众已经丧失了对于管理作为一门专业的信心的话，这并非危言耸听。
本文摘自《德鲁克的管理智慧》
本书由德鲁克生前最亲近的十八位门生通力合作，解读、丰富、发展并应用德鲁克不朽的管理思想和人生智慧。本书中的各位商业思想者深入地分析了德鲁克对当今时代最关键问题的观点，覆盖了从营销、领导力、战略到公司治理的每一个商业领域，每一位撰写人都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审视德氏智慧对于当今商业环境和企业经营的有益启示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和社会理想，为身处各种管理困境的企业经理人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