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EAP的初步发展（7）

    两周后，我收到了来自李先生的一封信。信中，他再次向我表示感谢，但同样也再一次告诉我，他们认为这个方案的实施不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帮助。这当然令我非常失望。三周后，我收到了裁员的通知，雷明顿武器制造公司正准备将这里的员工从1.5万名削减到7000名。1943年12月1日，在收到离职通知一个月后，我决定给葛荷曼医生打电话。电话中，我向他说明自己是AA的一名成员，加入AA已经有三年了，并向他描述了我在雷明顿武器制造公司所从事的工作，葛荷曼给我的回答令我惊喜，他说：“感谢上帝，我正在寻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他说他曾经参加过几次费城的AA聚会，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希望能够在公司或威尔明顿也成立一个这样的小组。我终于有机会为工业戒酒方案发挥自己的力量。

    见到对方的那一刻，我们都异常兴奋。紧接着，我们便开始针对这项方案进行商讨。葛荷曼医生打算把我安排在医疗部门，但是我建议他让我继续以匿名身份开展工作。这需要他为我另外安排一项工作，以掩饰我的真正身份。同时我还在杜邦公司中创建了一个类似于AA的小组，任何一名员工都可以参加。1944年1月，我开始了自己新的工作。

    一旦工作上了轨道，大卫便开始与员工进行私下的接触，这项工作得到了葛荷曼医生的大力支持。部门主管会与那些表现不佳的员工进行面谈，初步判断他们的问题是否与酗酒有关。他们会将出现酗酒问题的员工交给医疗部门处理。据葛荷曼医生的夫人描述说，管理者们会将那些存在酗酒问题，“需要医疗部门进行更深一步接触的人员名单交给他（大卫）”。他会将AA小组介绍给这些员工，并告诉他们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已经成立了类似的小组。同时他也会向这些员工说明，是否参加AA小组活动完全由他们个人决定，同时员工仍然能够获得医疗部门的帮助。但是如果他们无法成功摆脱酒精的困扰，则最终将被解雇。在随后的四年中，这些声明以及其他相关措施，逐步正规化，并被纳入到了公司的政策和流程之中。

    葛荷曼医生从1915年就开始在杜邦工作，当时他只有25岁。1926年，他成为了医疗部门主管。AA这个组织以及它所取得的成就给葛荷曼医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曾将公司员工介绍过去，自己也参加过几次AA的聚会。他是一名获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员，同时也是一名管理人员，这样的身份使得杜邦的OAP工作能够更加顺利的开展。1943年，当大卫打电话给他时，他同柯达的诺里斯医生一样，在处理酗酒员工的过程中遭遇了多次的失败。后来他说：“在得到AA的帮助之前，我独自一人奋斗了28年，一无所获，而在AA的帮助下，过去的五年中，我使65%的酗酒者得到了恢复。”

    

本文摘自《员工帮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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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为组织为员工设置的一套系统的、长期的援助与福利项目，通过专业人员对组织的诊断、建议和对员工及其直属亲人提供的专业指导、培训、咨询，帮助解决员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提高员工个人绩效和组织整体效能。发达国家多年实践证明，员工帮助计划（EAP）是解决职业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优方案。本书即是中国第一部员工帮助方面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