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EAP的初步发展(6)

2014-08-28 09:19:06

    经过一番努力,我被转到了人事部门,成为那里的一名离职访问员(Terminator/exit interviewer),与那些因为被解雇、被派去服务机构或因怀孕而将要离开公司的员工进行会谈。这个工作的特殊性使得酗酒者在离职前必须要见我一面,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将AA介绍给他们,并让他们加入到AA之中。到我离开雷明顿时,已经有22名员工在AA的帮助下逐渐康复,能够在工作中保持头脑的清醒和状态的稳定。

    在人事部门工作的这段时间,我曾经接触过三四位生产一线的管理者,向他们介绍我的这些工作,并问他们那里是否存在酗酒员工,告诉他们我非常愿意为这些员工提供帮助。在自己的独立办公室中,我很快便能说服这些管理者,使他们同意再给那些将被解雇的酗酒员工一次机会,通常他们对此都会非常乐意,我的成功概率非常之高。但是,当我联系到高层管理人员,希望能够在他们的支持下更加正式地开展更多的戒酒工作时,这些管理者却都一致认为,公司目前存在的问题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实施类似的方案。我曾经争取到了一次与杜邦公司联系的机会,但前提是我要先得到该公司的一位医生的许可,而这位医生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1942年,我收到了担保信托(Guarantee Trust)公司副总裁寄来的一封信,将我介绍给了威尔明顿的两个大人物:莫里斯•杜邦•李先生和埃米尔•杜邦先生,这位副总裁当时也在参加AA的活动。

    在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我出发去拜访这两个人。在那里我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自己在雷明顿所做的工作。他们为人都很亲切,感谢我为此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们认为酗酒问题并不是特别重要。他们说,这几年我已经使一些个体得到了恢复,对于这家公司来说这些工作已经足够了,目前还没有必要为此专门设计一套完整的方案。

    在这次拜访的途中,我曾在费城的AA小组做了短暂的停留,并与那里的一名会员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我将自己在雷明顿武器制造公司所做的工作讲给他听,并将自己前去拜访杜邦的目的告诉了他。他向我透露,杜邦的医疗主管葛荷曼医生曾在这里参加过两三次聚会,对酗酒问题有很大的兴趣。他还建议我到了威尔明顿一定要见见葛荷曼医生。因此,在拜访过李先生和杜邦先生之后,我来到了医疗部门,但碰巧赶上葛荷曼医生出差,我们没能见面。

    

本文摘自《员工帮助计划》


   本书作为组织为员工设置的一套系统的、长期的援助与福利项目,通过专业人员对组织的诊断、建议和对员工及其直属亲人提供的专业指导、培训、咨询,帮助解决员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提高员工个人绩效和组织整体效能。发达国家多年实践证明,员工帮助计划(EAP)是解决职业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优方案。本书即是中国第一部员工帮助方面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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