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EAP的初步发展（5）

    大卫是第一个专门为处理员工的酗酒问题而被雇用的产业咨询师。他出生于北爱尔兰，在英格兰长大，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同时，他对网球有强烈的兴趣。1923年，他移民到美国，当时的美国正在开展禁酒运动，而他却在1928年前后染上了严重的酒瘾。此后的12年间，他的情况越来越糟，不得不依靠担任网球教练和职业网球手来维持生计。他在《自由杂志》（Liberty Magazine）上读到一篇报道，对AA这个组织有了初步的了解。1940年初，他订购了一本介绍AA的书，便立即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开始试图与这个组织取得联系。

    成为AA一员之后，大卫开始为雷明顿武器制造公司工作，继而又被调到了杜邦公司，并在那里工作了25年，直到1967年退休。其间，他同杜邦公司的很多办事处及附属公司建立联系，不断将OAP发展壮大，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和追求。对于他在这项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我们可以通过他自己的描述加以了解：

    在我所效力的网球俱乐部中，有一名会员是雷明顿武器制造公司的副总裁。我曾向他详细描述过自己在AA经历的那些奇妙的体验，并告诉他，我认为工业企业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帮助酗酒员工恢复工作，同时也告诉他我希望能够离开网球场到企业中去工作。他当时听得很认真，并认为我的观点是非常独特的。我随后在报纸上做了广告，告诉大家在布里奇伯特地区有这样的一个AA小组，酗酒者可以在那里获得帮助和支持。在对我的这些行为给出回应的酗酒者中，有一位曾是雷明顿武器制造公司的轮班督导。于是，我又找到了那位副总裁，问他是否愿意重新雇用这名督导。我陆续拜访了该公司的人事主管和福利专员，他们都对我的努力表示理解，但却都表示需要与另一位医疗主管共同商议这件事情，而当初也正是这位医疗主管解雇了这名督导。这次，仍然是这位医生，最终将他拒之门外。

    那年夏天，我结束了网球场的工作，希望能够在雷明顿武器制造公司中开展戒酒方案。但随后我发现，自己当时只拥有第一张公民身份证。而第二张公民身份证要到第二年三月才能拿到。没有这张身份证，我什么都做不了。因此，我不得不耐心等待，这样，从九月份辞掉艾肯（Aiken）的工作，一直到第二年三月份，我无所事事。1942年，我终于加入了雷明顿武器制造公司。这是我长期以来的愿望，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在企业中实施一套完整的戒酒计划。我在这里的工作类似于检察员，要对子弹外壳（bullet jacket）的制作过程进行监督。在网球场，我每工作一小时可以赚5-6美元，而现在却只能从每小时15美分开始。最初的五个月，我每天晚上11∶00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7∶00下班。这段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多收获，我在这里找到了两名酗酒者，并成功地说服他们来参加我们设在布里奇波特的AA成员聚会。

    

本文摘自《员工帮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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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为组织为员工设置的一套系统的、长期的援助与福利项目，通过专业人员对组织的诊断、建议和对员工及其直属亲人提供的专业指导、培训、咨询，帮助解决员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提高员工个人绩效和组织整体效能。发达国家多年实践证明，员工帮助计划（EAP）是解决职业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优方案。本书即是中国第一部员工帮助方面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