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支柱一：管理的核心是人性而不是事务(2)

　　当舜娶了帝尧的两个女儿后，父亲更是妒恨的难受，弟弟象除此之外，还垂涎两个美丽的嫂夫人。于是，这两人就开始合谋，杀害舜。结果，在神的护佑下，舜每次都预知到了危险，避开了灾祸，事后，他又大度地像没事人儿一样的一如既往的对待父亲和弟弟！

　　孝心感到了天地，也感动了帝尧，最终帝尧将王位传给了舜。

　　德行，是古代帝王最为关注的品质，也成为治国的最核心要求。“人性”因此自古以来就成为我国历代王朝统治者最为关注的治国之道。在当时的管理者心目中，只要把握了人心、了解了人性，便能治理到位。最典型的说法莫过于孔子的“人性”观：

　　“性相近，习相远”

　　这大概来源于我们祖先与西方人不同的想法，我们的祖先认为，整个宇宙是充满生命的，宇宙中没有什么完全孤立的物质体系，人是其中的核心，任何东西的生灭都与人有关。《礼记》中的“人者，天地之心也”就表达了人是万物之灵的理念。

　　驾驭人性才能成为至圣

　　既然人心是万物的核心，管理人心，也就是把握人性，就成了一项首要的管理任务。将这个最为核心的要素管理到位了，其他外在的要素就好控制了，因此，人性的管理就成为历代帝王研究的课题，也就成为历代帝师们最为关注的功课。

　　人性扑朔迷离，如何管理？古代先哲、帝师们首先从研究人性的本质开始探讨这个问题。最为基本的一个话题就是：

　　性善还是性恶？

　　孔子有着比较强的直觉，在他看来，人性都是“相近”的嘛，都差不多，只不过后天环境对人心产生了影响，造成了“相远”。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们对于人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分歧：

　　孟子说：

　　“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乃是“不学而能”的“良知”！

　　荀子则截然相反，他认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到了汉代的董仲舒，则把这些理论系统化了，提出了一个更容易把握的论调，即他提出的“性三品说”。在他看来，人有三等，圣人、中民、斗莦。

　　“圣人之性不可名性，斗莦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

　　不过，他认为，圣人和斗莦都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是“中民”，即普通人。这些人有“善质”，但尚不是性已善，所以必须“教化”，使“善质”转化为“性善”。

　　既然认定了人性中善的因素较多，历代帝王在儒家学说的引导下，都将教化民众、以德治国视为最基本的原则。用孟子的说法，就是：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礼记》就明确强调了教化对于收服民心、修正人性的重要作用：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人不学，不知道。是故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朱元璋的教化“发明”

　　明太祖朱元璋在这方面很有特点。在大肆杀戮贪官污吏，给人们树典型的同时，他还祭出了一些自己的“发明”：

　　比如，为了兴起孝廉之风，朱元璋要求各地的官员选派村里的老人，在黄昏的时候派人在大路上呼喊：“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乡邻和睦，教导子孙，各安生理，莫做坏事。”

　　短短六句话，语意明了，提醒百姓应该遵守的基本要求。为了落实教化之功，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培养尊老的时尚，如“凡耆民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也者，月给米三斗，肉五斤，……”

　　当然，朱元璋并不是一位尊古的人，对于陈规陋习，他照样痛恨革除。明洪武年间，山东日照县有一个叫做江伯儿的百姓，母亲生病期间，他仿效古人割股肉熬汤给母亲治病，结果母亲仍未痊愈，于是向神许愿：如果母亲病愈，我将杀子祭祀您。过了些日子，母亲渐渐痊愈了，江伯儿就把三岁的儿子杀了祭祀神灵。乡里觉得这可是孝比古人，于是将他的事迹报到了上边。朱元璋看了推荐信后，大怒：

　　“这狗日的，哪里还有天伦？简直是灭绝天理！”

本文摘自《从历代王朝兴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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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
　　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