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靠什么获得人心？(3)
刘邦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听得进去别人的任何语言。陆贾的一番话显然打动了他，面色微微红了一下，说：
“好吧，好吧，你给我写写秦国是怎么失败的，我为什么能够获得天下，别忘了再写写古代其他国家都是怎么成功和失败的！”
结果，陆贾一口气写了总共十二篇的《新语》，都是以儒学治国之道。据载，“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可惜的是，刘邦还来不及系统的整合人们的思想就去世了！他所做的仅仅是服饰礼仪方面用儒家的观点让臣子们有了很强的等级意识。
汉文帝时代尽管有个贾谊，文采飞扬的写了《过秦论》、《治安策》，强烈的要求建立儒学为基础的制度，统一人们的思想，但是，文帝的寿命短，且文弱，缺乏执行力，很难推行，到了景帝时代，一直忙着削藩，况且也是一个短命皇帝。
董仲舒给汉武帝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武器
汉武帝时代到来了，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汉王朝究竟往哪里去？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尽管经过了文景的无为之治，基本上长期动荡的环境中，造反的势力此起彼伏，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从统治原则上使用的黄老哲学只是让人们有了安息的时间，并不能给社会提供一套可以让人们认同的共同行为准则。长期以往，动荡不断的思维根源就在于此。而且，社会仍有裂变的可能性，非常有可能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叛者。因为被打压下去的皇族、原诸侯封地的民众并不完全认同这个中央的权威。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着高明政治头脑的年轻汉武帝已经看出，太后尊崇的黄老哲学不足以使他获得民心，也不足以让他的位置更巩固、国家更强大，急于找到合适的思想工具，要求各地举贤良文学，他要亲自与他们面谈古今治国的学问理论，并明确提出了“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的愿望。前前后后有100多人前来应对，广川的董仲舒脱颖而出，其论系统而犀利、博古而通今，让汉武帝眼睛为之一亮。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当汉武帝问及帝王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的时候，董仲舒说了一个字：
“道”
汉武帝为之一振，问：
“何谓‘道’？”
董仲舒答：
“道是国家达到治平所必然经过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达到治平所用的工具。”
汉武帝也是一个读了很多书的帝王，不是那么好蒙的，更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他怀疑的说：
“历史上，这些礼义学说真的那么有用吗？”
董仲舒说：
“周天子的子孙能够延续那么多年，天下安定宁静了很长时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结果”。
汉武帝显然不太赞同这种论点，说：
“周王朝后期那么乱，礼义何在？史上那么多靠仁义治国的国家和诸侯都完了，为什么？”
董仲舒当然是有备而来，说：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继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余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
汉武帝问道：
“在先生看来，我大汉王朝的治理问题何在？”
董仲舒没有用太多的修饰之词，说：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且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之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
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
“好吧，好吧，你给我写写秦国是怎么失败的，我为什么能够获得天下，别忘了再写写古代其他国家都是怎么成功和失败的！”
结果，陆贾一口气写了总共十二篇的《新语》，都是以儒学治国之道。据载，“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可惜的是，刘邦还来不及系统的整合人们的思想就去世了！他所做的仅仅是服饰礼仪方面用儒家的观点让臣子们有了很强的等级意识。
汉文帝时代尽管有个贾谊，文采飞扬的写了《过秦论》、《治安策》，强烈的要求建立儒学为基础的制度，统一人们的思想，但是，文帝的寿命短，且文弱，缺乏执行力，很难推行，到了景帝时代，一直忙着削藩，况且也是一个短命皇帝。
董仲舒给汉武帝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武器
汉武帝时代到来了，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汉王朝究竟往哪里去？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尽管经过了文景的无为之治，基本上长期动荡的环境中，造反的势力此起彼伏，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从统治原则上使用的黄老哲学只是让人们有了安息的时间，并不能给社会提供一套可以让人们认同的共同行为准则。长期以往，动荡不断的思维根源就在于此。而且，社会仍有裂变的可能性，非常有可能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叛者。因为被打压下去的皇族、原诸侯封地的民众并不完全认同这个中央的权威。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着高明政治头脑的年轻汉武帝已经看出，太后尊崇的黄老哲学不足以使他获得民心，也不足以让他的位置更巩固、国家更强大，急于找到合适的思想工具，要求各地举贤良文学，他要亲自与他们面谈古今治国的学问理论，并明确提出了“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的愿望。前前后后有100多人前来应对，广川的董仲舒脱颖而出，其论系统而犀利、博古而通今，让汉武帝眼睛为之一亮。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当汉武帝问及帝王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的时候，董仲舒说了一个字：
“道”
汉武帝为之一振，问：
“何谓‘道’？”
董仲舒答：
“道是国家达到治平所必然经过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达到治平所用的工具。”
汉武帝也是一个读了很多书的帝王，不是那么好蒙的，更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他怀疑的说：
“历史上，这些礼义学说真的那么有用吗？”
董仲舒说：
“周天子的子孙能够延续那么多年，天下安定宁静了很长时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结果”。
汉武帝显然不太赞同这种论点，说：
“周王朝后期那么乱，礼义何在？史上那么多靠仁义治国的国家和诸侯都完了，为什么？”
董仲舒当然是有备而来，说：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继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余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
汉武帝问道：
“在先生看来，我大汉王朝的治理问题何在？”
董仲舒没有用太多的修饰之词，说：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且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之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本文摘自《从历代王朝兴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