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靠什么获得人心？(2)

　　在座的其他文人儒士、博士听了则大不以为然，有的皱眉、有的撇嘴、有的假装瞌睡，来自齐国的博士淳于越则当即站起来，大声地说：

　　“周青臣的话纯属奉承之言，绝非忠臣之语，应予申饬！臣闻殷周称王能够千余岁，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封了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事不师古而能长存者，非所闻也。”

　　秦始皇听了，心中老大的不高兴，但是大庭广众之下没有言语。随后，他将这一事情交给臣下在廷中商议。当然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得一塌糊涂。

　　担任丞相的李斯大声说道：

　　“五帝治理也不是重复的，三代更没有沿袭旧制，制度也不一样，而不是相反。为什么？因为情势发生了变化嘛！今陛下开创大业、建立万世之功，这肯定不是一般的愚蠢儒生能够理解的，况且淳于越说得都是三代时期的事情，怎么效仿呢？”

　　接着，李斯就开始上纲上线了：

　　“从前，各国诸侯相争，用丰厚的利益招揽游学之士。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法令已经统一，百姓治家应专务农工，读书人应该学习法令。现在，这些儒生不学习今天的东西，整天捧着古书指责今天的事情，迷惑百姓，而且不依照法令教导百姓，反而在法令颁布后，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学问加以反对。他们表面上表示归顺，内心肯定不服！在外面街谈巷议，批评国事，以讽刺主上来捞名、以表示不同的意见为高尚，误导群众，制造诽谤之能事。如果这样的势头不加以制止，主上的权威肯定会遭到削弱，社会上也会形成小集团。对此，只有严加禁止，才会利于稳定。请陛下命令史官，凡不是秦国的史书，都加以烧毁；除了博士官职以外的人家，有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集中起来焚毁；有敢谈论《诗》《书》者一律处以死刑；凡是用古事批评今天政事的，灭其九族；官员如发现上述行为不举报的，与其同罪；命令下达三十天内，还没有执行的，一旦发现，处以鲸刑，并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只允许百姓收藏医药、卜筮、种树等书籍。如有人想学习法令的，就以官吏为师。”

　　这番言论燃起了始皇帝内心积淤已久的怨气，当即说了一个字：

　　“可！”

　　接着，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焚书事件！

　　焚书事件之后，儒生们并不就此罢休，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继续以古非今，抨击秦始皇的政策，其中的卢生和侯生，在为秦始皇求仙寻不死药的名义下骗取了秦始皇的大量金银珠宝后，一走了之。他们在逃走之前，在民间散布言论，为自己的行为打幌子：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除掉诸侯，兼并天下，为所欲为，自以为天下自古以来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他。专任狱吏，博士很多，都是摆设，谁也不敢指出他的过错。天下事务无论大小，都由他一人决定，贪于权势到这种程度，我们不能为他寻求仙药。”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秦始皇的耳中。他大怒不已，下令严查，把在咸阳的儒生全部收监，最后圈定了所谓“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活埋于咸阳坑中，留下了遗臭万年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本来的意图是打算用这种残酷、专断的方式禁锢人们的思想、从内心深处认可他及他建造的王朝，但事与愿违，人们并不因为看不到儒家以及诸子百家的书籍就没有了别的想法，反而因其暴政走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

　　当时，太子扶苏对此行为进行了劝谏，说：

　　“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们还没有完全安定，儒生们都尊崇孔子，现在主上用这么重的刑法治理他们，臣恐怕天下不安啊！希望陛下圣察！”

　　秦始皇哪里还听得进去，干脆把扶苏弄到北方的上郡（今陕西榆林南）督军去了，省得耳烦！

　　到了汉初，刘邦当了皇帝，仍然面临一个如何收服人心的问题。

　　儒生要求刘邦尊儒

　　儒生陆贾经常找机会劝刘邦学习《诗》、《书》，尊崇儒家。一次，他的话把刘邦说烦了，已经身为高祖的刘邦张口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

　　“老子是骑在马上得天下的，《诗》、《书》有个屁用！？”

　　陆贾很了解刘邦的“混混”脾气，不为他的脏话所动：

　　“您是马上得的，难道就可以在马上治国吗？况且，商汤、周武都是用武功夺取天下而用文功守护天下的，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计。当初，吴王夫差、智伯就知道用武而亡国；秦国制定了法律，终于灭掉了赵国。如果秦国兼并天下之后，奉行仁义，效仿先圣的做法，陛下哪里还能得到天下呢？”

本文摘自《从历代王朝兴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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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
　　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