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支柱二：管理的原则是治理而不是无为(3)
唐太宗的心态：无为是追求，治理才是道路
李世民当上皇帝的时候，与刘邦那个时候有点类似，他也是马上得天下的，深知老百姓刚刚从战火中脱身出来，心态极不稳定，稍不注意就可能重演隋末的情形。轻徭薄赋、安定人心成为最基本的要求，用他自己的话说：
“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乱！”
黄老的“无为而治”理念似乎成为李世民的治国方针。实际上，这种方针只是其治国的底色，他心里清楚，如果不能很好的“有为”治理，脆弱的唐王朝可能很快重蹈隋王朝覆辙。李世民根据自己的经验与群臣的意见，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治国原则。
公元648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李世民并没有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喜悦和四海臣民的贺岁声中，他甚至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面对将继承自己皇位的儿子李治，通过《帝范》道出了自己的治国方针：
李治问道：
“当皇帝最根本的事情是什么？”
唐太宗答道：
“奉先思孝，处位思躬，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他认为，身处尊位，要有恭敬之心，不可以傲慢态度待人。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勤劳国事，推行德义，这就是为君最根本的事情。
太子问道：
“那如何才能成就这种君道呢？”
唐太宗回答：
“要治理好天下，不可一人独断，必须与他人一道负责；保守君位，不可一人努力，必须与他人一道守成。因此，分封亲戚子弟为侯王，作为王室的藩卫，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天子与诸侯同心同德，安危与共，风雨同舟，齐心协力，才能巩固大唐的江山。
记住，分封诸侯实力过强，就有以下叛上，危害心腹之患；分封诸侯实力太弱，又没有巩固朝廷的根基。由此看来，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多分封诸侯而减少其实力的政策，使他们既能拱卫王室，又没有过强的实力与朝廷对抗，与朝廷忧乐与共，利害一致”。
李治说：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的依靠他人呢？”
唐太宗答：
“要达到目标，你一定要依靠忠臣良士，国君任用贤才得当，那么天下自然大治”。
然后，唐太宗就给李治讲了大量的历史例证：
尧任命四岳执政，舜推荐八元宣教，以贤才的辅佐去成就君主无为而治的功业，阐扬治理天下的光明大道。志士居世，贤人立身，没有不隐居遁世，韬光养晦，等待风云际会，一展雄才的时机。他们胸怀奇才大志，希望遇上明君圣主，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因此，明君应经常留心寻求俊才，博访英贤，不放过任何一个僻陋之处。不要因为贤才位卑而不用，不要因贤才曾受辱而不尊。伊尹当年，不过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他智识过人，受到成汤的重用。姜子牙在渭水边垂钓，是一个地位卑贱的老人，周文王慧眼识人，提拔他佐理军政。管仲曾是囚徒，并射伤过齐桓公，桓公不记旧仇，用他为相。韩信归汉，不为人知，乘夜逃亡，被萧何月下追回，登坛拜将，击破楚军。成汤不因伊尹背负铁锅见他为羞，周文王不因姜子牙曾作过屠夫、钓鱼翁为耻，二人都受到重用。伊尹为成汤出谋划策，开启了商朝的盛业。姜子牙为周军统帅，牧野一战，灭掉了商纣，使周朝天下繁荣昌盛。齐桓公能成就“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霸业，全靠管仲的谋略。刘邦能战胜项羽，歼灭群雄，一统天下，是依赖韩信的计策。所以，舟船能横渡大海，必须依靠船工划桨之力，鸿鹄能展翅凌云，直上云霄，全靠羽翼的奋飞。
他总结说：
“帝王之基业深厚，必须依靠贤才的匡辅。虽然帝王访求贤才很艰难，但贤才一旦为我所用，必抱知遇之恩，成就大业。纵有满载光彩照人珠宝的马车，上有成千上万的黄金，又怎比得上人才济济，贤能为用的朝廷？切记！”
李世民的“安民之道”、“为君之道”实际上都是同一条道，就是维护王朝的持续！而主要的思维就是“治理”，在尽量不骚扰老百姓的基础上，强化有效的治理。
看来，任何优秀的帝王在思考“无为”的时候，都不会为这个词汇所误导，他们都很清楚，老百姓的安定乐业是统治的基础，尽量的不要加重这一统治基础的负担是长治久安的前提，而为了巩固这一前提、让王朝持续，有效的治理措施是显示帝王领导力的重要指标。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
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
李世民当上皇帝的时候，与刘邦那个时候有点类似，他也是马上得天下的，深知老百姓刚刚从战火中脱身出来，心态极不稳定，稍不注意就可能重演隋末的情形。轻徭薄赋、安定人心成为最基本的要求，用他自己的话说：
“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乱！”
黄老的“无为而治”理念似乎成为李世民的治国方针。实际上，这种方针只是其治国的底色，他心里清楚，如果不能很好的“有为”治理，脆弱的唐王朝可能很快重蹈隋王朝覆辙。李世民根据自己的经验与群臣的意见，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治国原则。
公元648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李世民并没有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喜悦和四海臣民的贺岁声中，他甚至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面对将继承自己皇位的儿子李治，通过《帝范》道出了自己的治国方针：
李治问道：
“当皇帝最根本的事情是什么？”
唐太宗答道：
“奉先思孝，处位思躬，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他认为，身处尊位，要有恭敬之心，不可以傲慢态度待人。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勤劳国事，推行德义，这就是为君最根本的事情。
太子问道：
“那如何才能成就这种君道呢？”
唐太宗回答：
“要治理好天下，不可一人独断，必须与他人一道负责；保守君位，不可一人努力，必须与他人一道守成。因此，分封亲戚子弟为侯王，作为王室的藩卫，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天子与诸侯同心同德，安危与共，风雨同舟，齐心协力，才能巩固大唐的江山。
记住，分封诸侯实力过强，就有以下叛上，危害心腹之患；分封诸侯实力太弱，又没有巩固朝廷的根基。由此看来，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多分封诸侯而减少其实力的政策，使他们既能拱卫王室，又没有过强的实力与朝廷对抗，与朝廷忧乐与共，利害一致”。
李治说：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的依靠他人呢？”
唐太宗答：
“要达到目标，你一定要依靠忠臣良士，国君任用贤才得当，那么天下自然大治”。
然后，唐太宗就给李治讲了大量的历史例证：
尧任命四岳执政，舜推荐八元宣教，以贤才的辅佐去成就君主无为而治的功业，阐扬治理天下的光明大道。志士居世，贤人立身，没有不隐居遁世，韬光养晦，等待风云际会，一展雄才的时机。他们胸怀奇才大志，希望遇上明君圣主，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因此，明君应经常留心寻求俊才，博访英贤，不放过任何一个僻陋之处。不要因为贤才位卑而不用，不要因贤才曾受辱而不尊。伊尹当年，不过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他智识过人，受到成汤的重用。姜子牙在渭水边垂钓，是一个地位卑贱的老人，周文王慧眼识人，提拔他佐理军政。管仲曾是囚徒，并射伤过齐桓公，桓公不记旧仇，用他为相。韩信归汉，不为人知，乘夜逃亡，被萧何月下追回，登坛拜将，击破楚军。成汤不因伊尹背负铁锅见他为羞，周文王不因姜子牙曾作过屠夫、钓鱼翁为耻，二人都受到重用。伊尹为成汤出谋划策，开启了商朝的盛业。姜子牙为周军统帅，牧野一战，灭掉了商纣，使周朝天下繁荣昌盛。齐桓公能成就“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霸业，全靠管仲的谋略。刘邦能战胜项羽，歼灭群雄，一统天下，是依赖韩信的计策。所以，舟船能横渡大海，必须依靠船工划桨之力，鸿鹄能展翅凌云，直上云霄，全靠羽翼的奋飞。
他总结说：
“帝王之基业深厚，必须依靠贤才的匡辅。虽然帝王访求贤才很艰难，但贤才一旦为我所用，必抱知遇之恩，成就大业。纵有满载光彩照人珠宝的马车，上有成千上万的黄金，又怎比得上人才济济，贤能为用的朝廷？切记！”
李世民的“安民之道”、“为君之道”实际上都是同一条道，就是维护王朝的持续！而主要的思维就是“治理”，在尽量不骚扰老百姓的基础上，强化有效的治理。
看来，任何优秀的帝王在思考“无为”的时候，都不会为这个词汇所误导，他们都很清楚，老百姓的安定乐业是统治的基础，尽量的不要加重这一统治基础的负担是长治久安的前提，而为了巩固这一前提、让王朝持续，有效的治理措施是显示帝王领导力的重要指标。
本文摘自《从历代王朝兴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