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支柱三:管理的依据是利弊而不是是非(3)

2014-06-05 22:39:34

  怎么办?怎么办?

  项羽唱着唱着流下眼泪,随从们都不敢抬头看,不敢仰视。一个将军,一个统帅,一个霸王,在战争的最后关头想到的不是天下,不是战争,不是事业,是宝马和美人,各位,您想,他还有救吗?

  实际上,鸿门宴一事早已证明了这小子不堪大用、徒有其表!

  是非与利弊:有限理性的帝王决策

  恩格斯说过一句话:当真理触犯利益的时候,也是谬误。实际上讲得是很多人面对利益的时候是如何决策的。在历史上的一幕幕决策瞬间,一个成功的帝王似乎都有着这样的思维。对此,韩非有过明确的论述:

  “世主美仁义之名,可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也就说,君主的决策行动不能拘泥于所谓“仁义”而失去机会、丢掉前途!

  那么,是不是说,这些帝王们就没有是非观念了呢?

  错!

  他们的是非观念不同于一般的世俗是非观,关键时刻头脑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符合长远利益的是非。这种抉择来源于人们所占的位置与要完成的使命以及对于是非观的理解。他们的这种利弊得失并不是不择手段,否则那就变成了暴君!秦始皇、隋炀帝不就是走上了这条道吗?

  中国古代的优秀帝王都充分的认识到,通过取得民众的支持获取自己的统治利益。这是其判断利弊得失的重大是非观。为此,开明帝王都很注意制定适合民心民意的决策。《尚书-盘庚》篇说“罔不惟民之承”,就是要无不顺承人民的心理和意见去办事。“视民利用迁”,就是根据民利迁都迁邑,就是要求商统治者在实际行动上也注意顺应民心。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这实际上是帝王作为理性人决策的必然结果,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看来,理性人的决策方式就是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其决策思维的原则是“边际主义”,也就是衡量决策形成的行为是否是在代价最小的情况下的利益最大化。尽管,西蒙认为纯粹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有限理性”才是决策的基本原则,帝王的“有限理性”决策(在信息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理性决策)仍然是依靠利益最大化原则的。

  再强大的君主也要从民众共同关心的角度出发,推行符合于民众心愿的政策。这符合帝王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政顺民心,就可以使民心与君心保持一致,使得王朝持续下去;如果政逆民心,民众必然与君主离心离德。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即使拥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民也不得安宁。最终会导致王朝的更替。《管子》举例说:“《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

  《吕氏春秋》认为,能否顺应民心,是能否建立功名的决定因素,“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取民之所说(悦)而民取(聚)矣”。《吕氏春秋》还指出,周文王拒绝纣赐予的千里之地而为民请求免去炮烙之刑,就是为了得民心,而得民心远远胜过得千里之地。所以,要完成统一大业,建立新王朝,必须顺民心;顺民心则功成名立,失民心则国破身亡。这就要求君主在施政时要考虑到民众的意愿,推行爱民利民的政策。“民寒则欲火,暑则欲冰,燥则欲湿,湿则欲燥,寒暑燥湿相反,其于利民一也。利民岂一道哉?当其时而已矣。”

  陆贽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当德宗问他“当今急务”的时候,陆贽回答说:“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直,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这其中的“审查群情”、“同其欲恶”等,强调了即使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也要重视人民的意愿,顺应民心。

  北宋的李觏认为:“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为务也。”他举例说,如果得到民心,少康有五百人也称得上得到了民众;如果失去民心,商王有亿兆人也可以说是没有民众。因为民心可畏,所以统治者要采取各种措施以获得民心,争取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李觏认为,君主的重要职责是选择称职的官吏。有称职的官吏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将国家治理好。他说:“吏之于民必相知心,然后治也。吏知民心则明,明则政平矣;民知吏心则信,信则令行矣。”

  历史证明,如果君主过分相信自己的才能,相信君权神授,他可能逞能一时,随意决策,王朝的寿命也就危险了!

本文摘自《从历代王朝兴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
  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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