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支柱四：管理的前提是合一而不是多元(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子民。

　　这大概是历代王朝统治者都追求的，而且也坚信不移的。

　　玉玺代表了什么

　　在中国的历史物件中，最具传说性质也最为诱人的不是金钱而是玉玺！原因很简单，这是皇帝使用的，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关于玉玺的传说中，由秦始皇所造传国玺的下落成为一个神秘的谜团。有的史书记载：传国玺是用卞和所献的和氏璧所刻，方四寸，上盘五龙。上面的字是李斯所写的篆书，其文为：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这被看成是天与人的连接证物。

　　秦朝灭亡后，玉玺就到了汉朝皇帝手上。王莽篡国，逼元帝皇后交出玉玺，皇后怒投于地，上面的一条龙之角有点破损。不过，这个物件在王莽手上还没有捂热，就辗转回到了刘家，光武帝成为新的主人。汉献帝时，董卓作乱，皇帝急着跑出长安，将玉玺丢失。据说，孙坚讨董卓，于井中得之，复为袁术所得，让袁术有了皇帝梦。袁术死，荆州刺史徐缪送往许昌，曹操没有把它给皇帝。留在了自己手中，交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国立国就用的这个玉玺。当然，后来顺理成章地到了晋帝手中，之后陆续到了刘聪、石季龙等短命王朝的小皇帝们手中，五代十国乱世中丢失，没有人再行知道下落。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似乎如果拿不到这个物件就等于上天不认可你，你就不光明正大。当然，拿到了也未必有好处，比如王莽、石季龙等人。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其实，汉献帝出逃时丢掉后再也没有找着，后来的玉玺纯属应时而造。

　　其实，王朝的创造者们无论如何得想个办法拥有这么个物件，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与西方的人神分立不同，中国是典型的神附体思维，在西方，人是人，神是神，而在中国，某些人就是神，比如皇帝；在西方，国王、皇帝也要对神礼让，尊敬神在世间的代表者－教皇等，但是在中国，皇帝本人就是神的化身和代表者。天人合一从皇帝的身份开始。既然，皇帝是天上之神在人间的代表，也就是天子，那么，他的权力应该就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到远古时代的“王命”和“王令”。

　　合一的治理权力

　　既然王是“天命”所赋，其治理的权力就是唯一的，是至高无上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观点各有千秋，但是，对待国家治理权力的看法却是出奇的一致：国家必须是用合一的权力进行治理。

　　孔子说：“天无二日，国无二王。”

　　慎子说：“多贤不可多君，无贤不可无君。”

　　管子说：“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以理也。”

　　荀子说：“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则乱。自古至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庄子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孟子：当梁惠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

　　《吕氏春秋》：“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转之也。一则治，两则乱。”

　　韩非子说得更明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合一性成为王朝管理的核心要则。

　　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与周王朝软弱的“封建”体制让各路思想家们在管理的根本问题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他们坚信，如果不能合于一，社会将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孟子因此自信的宣称：

　　“圣人复起，必从吾言”

　　力主“合一”的韩非子对此曾经做过很形象的论述，他说：

　　“王良和造父是天下著名的御马专家。两个人都很厉害。但是，如果让他们两人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同时训练和驾驭马匹，恐怕连十里路都跑不了呀。治理国家是比御马还要复杂的事情，又怎么能够有两个人同时执权呢？！”

　　作为政治实践家的王朝开拓者们也就自然而然的行动起来，无论是秦始皇还是他的父辈，或者后来的项羽与刘邦，都深深地了解了“合一”的重要性。

本文摘自《从历代王朝兴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
　　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