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管理手段：单一首长集体议政(1)
王朝管理金字塔
中国的王朝管理方法中，单一首长是一贯强调的原则，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君权，强化帝王集权，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强调事权统一带来的效率，同时极力推崇集体议事制度的配合，形成了中国王朝特有的“管理金字塔”——单一首长群臣议政。
汉代的刘邦、唐代的李世民等君主都是比较善于从群臣的集议中吸取决策智慧的优秀领导者。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不仅帝王的上层如此，即使是基层的管理者，事权合一、集体讨论也是古代政治思想家们所追求的。宋代司马光认为：
“凡天下之事，在一县者，当委之知县；在一州者，当委之知州；在一路者，当委之转运使；在边鄙者，当委之将帅，然后事乃可成。”
这就是说，全国的事务，在一县范围内的事，应当委托给知县；在一州之内的事，应当委托给知州；在一路之内的交通运输问题，应当交给转运使；边疆的事务，则应该委托给将领。只有这样，国家事务才能做到井井有条。
从王朝的层次看，中国古代基本上都是单一首长制——皇帝，其理论优点是国家大事上的高效率，缺陷就是容易专制。这样一来，对于领袖的品德和能力要求就极高，因为皇帝不是说换就换的。如果一个帝王掌权时间太久，年岁大了，肯定精力不济，处理问题的能力自然降低了，而且周围经常泛滥着各类的阿谀奉承的话，使得自身的反省能力不断减弱。这就是权力对于人心的腐蚀。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蚀。等到领袖被腐蚀得不能自觉的时候，政权就危险了。
崇祯：单一首长制的扭曲
一个很有能力的帝王，在单一首长制度下，也不一定能够进行有效的领导，特别是这位成功统治者的后期，如果碰到一个性格刚强、刚愎自用、能力一般的帝王。这一管理方式的弊端就足以致命了，如性如烈火的唐德宗毁灭了多少能臣的性命与前途，也自然而然地将大唐王朝推入了万劫不复的衰亡轨道。当然，最典型的还是明朝最后的皇帝－崇祯。
崇祯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立志重振大明雄风，因此，勤奋工作、克制自己的欲望，严肃法制。不过，由于能力与见识有限，崇祯经常是抓不着重点、搞不清问题的真正原因，总是出现致命的昏招而不自知：北面杀掉了大将袁崇焕、西面逼死了将军孙传庭，自以为聪明的他自己把自己正在逼向绝路。大明江山已经出现了风雨飘摇之势。
1644年，崇祯面临北方清朝皇帝皇太极和西面李自成的两翼夹击，他急急忙忙地召集大臣议政：
“嗨！朕非亡国之君，怎么事事都觉得有亡国的征兆呢？祖宗千辛万苦得来的江山，要是丢在我手里，将有何面目见地下的祖宗呢！”
群臣当然是安慰一番，也未提出什么好的建议，因为能够提建议的差不多都没有了。
大年初三的深夜，崇祯在德政殿单独召见了他觉得还有些主意的李明睿。
他满脸忧郁的问道：
“爱卿，你看目前危急情势该如何是好？”
李明睿也没有了什么办法，能够抵抗敌人的大将基本上全让崇祯整死了。不过，他倒是出了一个不是主意的主意：
“臣建议都城南迁，陛下到南方去！”
崇祯叹了口气，沉吟了一刻，说：
“朕有此志久矣，但是大臣们都不太赞成，所以拖延至今！”
李明睿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陛下只要南下，情况就会大有不同；如果死守京城，这已经是座危城，恐怕没有好处吧！”
的确，从当时的情况看，北京几面受敌，如果崇祯南下南京，形势可能会有意外变化，一方面，南方还有左良玉的数十万大军，北面的皇太极必定会与李自成军队发生直接冲突，明朝军队可以坐山观虎斗，必要的时候予以出击，说不定还真有可能“中兴”呢！
但是，崇祯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看起来刚强，其实是个缺乏大主意的人，他的刚强只不过是个皇家子的公子脾气，不是真的刚强，遇到大事就找不着北了。他没有听李明睿的建议，在那里反复徘徊，直到李自成都过了居庸关，眼看到北京城了，他还在问身边的人“南迁是不是合适”。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
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
中国的王朝管理方法中，单一首长是一贯强调的原则，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君权，强化帝王集权，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强调事权统一带来的效率，同时极力推崇集体议事制度的配合，形成了中国王朝特有的“管理金字塔”——单一首长群臣议政。
汉代的刘邦、唐代的李世民等君主都是比较善于从群臣的集议中吸取决策智慧的优秀领导者。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不仅帝王的上层如此，即使是基层的管理者，事权合一、集体讨论也是古代政治思想家们所追求的。宋代司马光认为：
“凡天下之事，在一县者，当委之知县；在一州者，当委之知州；在一路者，当委之转运使；在边鄙者，当委之将帅，然后事乃可成。”
这就是说，全国的事务，在一县范围内的事，应当委托给知县；在一州之内的事，应当委托给知州；在一路之内的交通运输问题，应当交给转运使；边疆的事务，则应该委托给将领。只有这样，国家事务才能做到井井有条。
从王朝的层次看，中国古代基本上都是单一首长制——皇帝，其理论优点是国家大事上的高效率，缺陷就是容易专制。这样一来，对于领袖的品德和能力要求就极高，因为皇帝不是说换就换的。如果一个帝王掌权时间太久，年岁大了，肯定精力不济，处理问题的能力自然降低了，而且周围经常泛滥着各类的阿谀奉承的话，使得自身的反省能力不断减弱。这就是权力对于人心的腐蚀。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蚀。等到领袖被腐蚀得不能自觉的时候，政权就危险了。
崇祯：单一首长制的扭曲
一个很有能力的帝王，在单一首长制度下，也不一定能够进行有效的领导，特别是这位成功统治者的后期，如果碰到一个性格刚强、刚愎自用、能力一般的帝王。这一管理方式的弊端就足以致命了，如性如烈火的唐德宗毁灭了多少能臣的性命与前途，也自然而然地将大唐王朝推入了万劫不复的衰亡轨道。当然，最典型的还是明朝最后的皇帝－崇祯。
崇祯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立志重振大明雄风，因此，勤奋工作、克制自己的欲望，严肃法制。不过，由于能力与见识有限，崇祯经常是抓不着重点、搞不清问题的真正原因，总是出现致命的昏招而不自知：北面杀掉了大将袁崇焕、西面逼死了将军孙传庭，自以为聪明的他自己把自己正在逼向绝路。大明江山已经出现了风雨飘摇之势。
1644年，崇祯面临北方清朝皇帝皇太极和西面李自成的两翼夹击，他急急忙忙地召集大臣议政：
“嗨！朕非亡国之君，怎么事事都觉得有亡国的征兆呢？祖宗千辛万苦得来的江山，要是丢在我手里，将有何面目见地下的祖宗呢！”
群臣当然是安慰一番，也未提出什么好的建议，因为能够提建议的差不多都没有了。
大年初三的深夜，崇祯在德政殿单独召见了他觉得还有些主意的李明睿。
他满脸忧郁的问道：
“爱卿，你看目前危急情势该如何是好？”
李明睿也没有了什么办法，能够抵抗敌人的大将基本上全让崇祯整死了。不过，他倒是出了一个不是主意的主意：
“臣建议都城南迁，陛下到南方去！”
崇祯叹了口气，沉吟了一刻，说：
“朕有此志久矣，但是大臣们都不太赞成，所以拖延至今！”
李明睿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陛下只要南下，情况就会大有不同；如果死守京城，这已经是座危城，恐怕没有好处吧！”
的确，从当时的情况看，北京几面受敌，如果崇祯南下南京，形势可能会有意外变化，一方面，南方还有左良玉的数十万大军，北面的皇太极必定会与李自成军队发生直接冲突，明朝军队可以坐山观虎斗，必要的时候予以出击，说不定还真有可能“中兴”呢！
但是，崇祯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看起来刚强，其实是个缺乏大主意的人，他的刚强只不过是个皇家子的公子脾气，不是真的刚强，遇到大事就找不着北了。他没有听李明睿的建议，在那里反复徘徊，直到李自成都过了居庸关，眼看到北京城了，他还在问身边的人“南迁是不是合适”。
本文摘自《从历代王朝兴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