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管理手段：外儒内法多元并蓄(2)

　　(1)性是天生而自然的，人性本于天，天无情无欲，自然无为，人性也是纯真质朴，不加雕饰。表明荀子的人性论与其天道观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2)性虽人生而具有，非人力之所能为，然性通过后天的积习可发生变化，这就是荀子人性论中的“化性起伪”观点。

　　从荀子对人性的规定看，人性中最初不包含任何道德意识，也不具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按荀子的这种逻辑规定推论下去，他应得出与告子所谓“性无善无不善”相同的结论。可荀子却由天然质朴之性得出“人性恶”的结论。

　　荀子指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之理亡焉。”（儒效)。荀子认为，与生俱来的好利、恶害，耳目声色之欲等天性，都具有自由活动和自由发展的本能，现实中，人人皆有欲，且“欲多不欲寡”，若顺纵人之性情任其自由发展而不加节制，便会导致一系列恶的结果，如争夺，残贼，淫乱等行为。

　　正是荀子的“人性恶”才引伸出了礼义道德与法律制度共存的必要性。他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性恶)。改造人性的力量不仅仅是圣人的礼义，而且应该有严格制度的支持。

　　荀子的思想为后世千年的王朝管理思想奠定了基础——外儒内法，正是历代帝王管理国家的实质。

　　实用主义的折中是王朝统治者对待理论的惯用态度

　　据载，有一次，宋太宗与开国元勋兼重臣赵普闲聊，太宗开玩笑地问：

　　“听说你读书只读过一本《论语》，是吗？”

　　赵普倒是老实，答道：

　　“回陛下，这是真的，我知道的也就是《论语》中的东西。”

　　太宗倒真的惊讶了：

　　“唉，那你这么多年来就靠这本《论语》帮助太祖和朕管理天下事务了？”

　　赵普答道：

　　“过去，臣以半部《论语》辅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辅助陛下，天下可太平。”

　　后来，赵普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柜，里面果然只有一部《论语》。

　　这段野史渲染了《论语》在治国过程中的经典地位以及儒家学说的基础性，其实，也说明了另外一个事实：历史上很多帝王在管理王朝的时候，其实在重视儒家经典的同时，对于各类治国理论并不是排斥，而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折中态度，无论是法家还是道家，甚至佛家等，只要对于治理国家有用的并不采取排斥态度。比如，唐朝时期，无论是在盛唐还是在唐后期，帝王在尊崇儒学的同时，对于道家的崇尚（李氏家族自称是老子的后代），对于佛家的欣赏（唐太宗时期的玄奘西游）都是典型的务实态度。当然，理论体系的基础还是儒家。半部《论语》倒也足够用了。

本文摘自《从历代王朝兴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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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
　　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