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管理手段：专业官僚治理政务(2)
监察弹劾制，就是我们常说的设立监察御史。
没有监察的权利一定是要腐败，这个古今中外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明清都设置了监察御史，设置了言官。而言官的最大权力，就是风闻言事权。也就是说，你听说了，某人办的一个事，不符合所谓“理法”，你就可以公开批评。所以在明清时期，御史批评大学士，这种事情是经常出现的。比如说听说你贪污了，或者你任用私人了，或者是你没有出于公心，或者是在某一点上推诿塞责了，那么御史就可以做出批评。
这三套制度的出现，保证了官员的来源，官员的流动，同时也保证了官员的忠于职守。在这点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在世界行政制度当中是走在前列的，并且在18世纪第一次传到欧洲时确实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们甚至呼吁请中国人来治理他们的国家。据说现代的首相、内阁、部长问责、官员考察等国家政府体制竟然出自中国的重重宫墙，您相信吗？我们所说的近代西方文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
因此，西方政治理论家们都把中国的古代文官制度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刘秀-唐太宗-张居正：职业化管理的轨迹
刘秀成为天子后的一个重要举动，就是规定功臣不得担任具体管理政府事务的吏职，一方面担心他们恃功自傲、毁坏政绩，另一方面也防治他们利用权力重新组织力量造反。客观上，他开创了一个“专业人管专业事”的王朝管理时代，“峻文深宪，责成吏职”、全部采用文官、强化制度规范成了刘秀管理王朝的重要法则。
隋唐时代，特别是唐太宗时代之后，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日趋完备。
到了明代的万历年间，首辅大臣，就是首相，张居正为了整顿吏治，提高办事效率，向皇帝提交了《请稽查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提出了所谓“考成”法，令中国的文官考核制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张居正在上疏中提出：
“天下大事，困难之处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有法必行；不在于说些什么，而在于说出来一定要有效果。”
他的具体建议如下：
国家中央六部与都察院所有应办之事，按照道路远近、事情缓急，规定出完成期限，然后分别在三套账薄上记录在案。一套留在部、院存底，一套送六科监察部门以备注销，一套报呈内阁查考。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对于所有承办官员，每月检查一次，完成一件则注销一件，未能按期完成者，需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六科监察部门稽查六部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者提出处分意见；内阁则稽查六科，并对违限与欺瞒者予以惩处。
这大概是今天绩效考核的中国式源头吧！
实施半年，有的官员得到了提升，有的因办事不力收到处分。一年后，54个高级官员因为考核不合格而收到停发工资三个月的处分。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的评价是：
“考成法，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备数载”。
对于这个考成法，时人以及后人均有不同的争议，时人认为，这种方法是推动了吏治整治，但是使内阁的权力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强化；后人认为，正是这种方法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遏制了官员的创造性，使得明朝帝国代表的中华王朝也随之走向没落。其实，如果将明朝的衰落以及近代的落后加于这个考成法上是有些过分了。无论如何，从管理的角度看，考成法成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里程碑式方法，空前强化了官员的执行力，使得中国王朝管理的职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
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
没有监察的权利一定是要腐败，这个古今中外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明清都设置了监察御史，设置了言官。而言官的最大权力，就是风闻言事权。也就是说，你听说了，某人办的一个事，不符合所谓“理法”，你就可以公开批评。所以在明清时期，御史批评大学士，这种事情是经常出现的。比如说听说你贪污了，或者你任用私人了，或者是你没有出于公心，或者是在某一点上推诿塞责了，那么御史就可以做出批评。
这三套制度的出现，保证了官员的来源，官员的流动，同时也保证了官员的忠于职守。在这点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在世界行政制度当中是走在前列的，并且在18世纪第一次传到欧洲时确实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们甚至呼吁请中国人来治理他们的国家。据说现代的首相、内阁、部长问责、官员考察等国家政府体制竟然出自中国的重重宫墙，您相信吗？我们所说的近代西方文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
因此，西方政治理论家们都把中国的古代文官制度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刘秀-唐太宗-张居正：职业化管理的轨迹
刘秀成为天子后的一个重要举动，就是规定功臣不得担任具体管理政府事务的吏职，一方面担心他们恃功自傲、毁坏政绩，另一方面也防治他们利用权力重新组织力量造反。客观上，他开创了一个“专业人管专业事”的王朝管理时代，“峻文深宪，责成吏职”、全部采用文官、强化制度规范成了刘秀管理王朝的重要法则。
隋唐时代，特别是唐太宗时代之后，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日趋完备。
到了明代的万历年间，首辅大臣，就是首相，张居正为了整顿吏治，提高办事效率，向皇帝提交了《请稽查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提出了所谓“考成”法，令中国的文官考核制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张居正在上疏中提出：
“天下大事，困难之处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有法必行；不在于说些什么，而在于说出来一定要有效果。”
他的具体建议如下：
国家中央六部与都察院所有应办之事，按照道路远近、事情缓急，规定出完成期限，然后分别在三套账薄上记录在案。一套留在部、院存底，一套送六科监察部门以备注销，一套报呈内阁查考。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对于所有承办官员，每月检查一次，完成一件则注销一件，未能按期完成者，需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六科监察部门稽查六部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者提出处分意见；内阁则稽查六科，并对违限与欺瞒者予以惩处。
这大概是今天绩效考核的中国式源头吧！
实施半年，有的官员得到了提升，有的因办事不力收到处分。一年后，54个高级官员因为考核不合格而收到停发工资三个月的处分。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的评价是：
“考成法，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备数载”。
对于这个考成法，时人以及后人均有不同的争议，时人认为，这种方法是推动了吏治整治，但是使内阁的权力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强化；后人认为，正是这种方法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遏制了官员的创造性，使得明朝帝国代表的中华王朝也随之走向没落。其实，如果将明朝的衰落以及近代的落后加于这个考成法上是有些过分了。无论如何，从管理的角度看，考成法成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里程碑式方法，空前强化了官员的执行力，使得中国王朝管理的职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本文摘自《从历代王朝兴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