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管理手段：外儒内法多元并蓄(1)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国策确定后，汉代似乎便成了儒生扬眉吐气的年景，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儒学得意，儒生未必得意

　　成帝时代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琅邪太守朱博特别讨厌读书人，“尤不爱诸生”，到地方上任所做的头一件事，便是砸儒生的饭碗，“所至郡辄罢去议曹”。儒生如有讲仁义、行德政之类的建议，他总是一副不耐烦的嘴脸，一再表示自己“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

　　值得注意的是，朱博已是西汉末期的人物。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他在一个月内先后官拜御史大夫乃至丞相。这时儒学表面上定于一尊已超过了一个世纪，可是像朱博这么一位鄙薄儒学仁义教化、理直气壮地拒斥“圣人之道”的官僚竟然能平步青云，升至高位。这一事实本身说明，即便是在元、成之后，尊崇儒家的汉代帝王其实还有别的统治原则：

　　从两汉时期法律条款的精致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推崇儒学的同时，充满着法家政治的浓厚气息。汉律是直接继承秦律而来的，它最大的特色是严密。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其实，就是那位树立儒家统治地位的汉武帝也并不相信，只有儒学才能治国，尊儒尚法才是他统治国家、驾驭臣下的根本原则。

　　尊儒尚法：汉武帝的王朝管理本质

　　所谓尊儒尚法，就是提倡仁义德治与实施法治相结合。“尊儒”与明教化相通，所谓明教化，即通过倡导、劝勉的手段，统一人们思想，形成忠于封建王朝、恪守封建纲纪伦常的社会风气。武帝即位以后，连续多次大规模征召才能之士，建立了郡国岁举贤良制度（下令郡国官员每年向政府推荐人才），从中选拔和任用政府所需的人才，通过“举贤良”来达到“明教化”的效果。武帝即位次年，采纳丞相卫绾建议，对所举贤良中治法家、纵横家的，一律罢去；随后又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名儒鲁申公的学生王臧为郎中令。这样，尊儒的趋势得到加强。

　　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此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处于独尊地位，成为西汉王朝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尚法”即对违法者要严治。将法家驾驭臣下的权术和严施刑罚等用作手段，而儒术用来缘饰，所谓外儒内法正是武帝政治的特点。所以，当时所要“罢黜”的不过是那些新进对策的专治杂学的人，并非禁绝儒家以外的各家。董仲舒虽建议罢黜百家，但他的儒家思想也吸收了道、法、阴阳五行等学派的学说，他还特别强调法治，把儒法两家揉合为一体，形成外儒内法的思想。从汉武帝执政时期的情况来看，他对“百家之学”还是宽容的。汉武帝本人并不完全依赖儒学，在宗教方面，他相当依赖方士；在政治方面，他相当依赖法家。他所重用的大臣，大都是既精通儒术又深知刑法的人。尊儒尚法、外儒内法或儒法表里的统治思想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奉行，成为统治者的治国秘诀。

　　尊儒尚法也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为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尊儒尚法体现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融合统一，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荀子：儒法结合管理王朝的始作俑者

　　其实，汉武帝时代开始的儒法结合统治并不是发明。理论根据可以直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儒学大师荀子，他是孟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门下弟子众多，比较著名的有李斯、韩非子等等。

　　荀子既尊崇礼义，又提倡法制，这显然是与他的人性学说有关。“人性”是什么？荀子说：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正名），“性者，本始材朴也”(性恶)，还说：“凡性者，天之就……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性恶）“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儒效)。从这些论述中，可看出荀子对“性”做了两条基本规定：

本文摘自《从历代王朝兴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
　　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