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管理手段：权力制衡察举下情(1)

　　唐朝的管理个案分析

　　《太平广记》里记叙了唐朝的这样一件事情：

　　唐太宗时期的一天，长安城发生了一起胡人（外国人，主要是欧洲人和西亚人）盗窃案件，按规定应由长安城的地方政府雍州治安管理机构负责人法曹处理（相当于由首都北京市公安局处理），法曹的司法参军事（相当于公安局局长）是主要负责人。雍州长官（市长）的意见是将京城所有胡人都“禁问（要求全城所有外国人全部不要走动，要全面进行盘查）”，司法不同意这种比较极端的做法，他说：

　　“贼可能是任何人，也可能是胡人穿着汉人的衣服，也可能是汉人穿着胡靴。所以，也要在汉人中盘查，不能只在胡人中查询。请下令禁止暂时胡人在西市活动，其他的地方先不用这种方式”。

　　雍州长官很恼火这个司法对自己的意见的反对，打算行使终判权（必要情况下强行要求对方执行的行政权力），但是考虑到，一旦出现什么问题，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他只好在命令上签署：

　　“按照司法的意见办理。”

　　这件事件很快就被唐太宗知道了，他很赞赏地说：

　　“这个京官做得很对！”

　　按说，地方首席长官权力很大，又强调事权统一，但是涉及关键权力的时候，他受到很强的制约。这种制约在关键时刻往往是很管用的。

　　首席行政长官在制度中被赋予了很大的终判权力，但是在唐代的制度设计中对于这一权力进行了严格限制，强调了责任制度。唐律中对行政错失的责任追究原则是“各以所由为首”，要求按照分管的领域承担相应责任，并没有采取行政长官承担全部责任的方式。其具体的规定是：

　　如果错失是由主典造成的，则主典是首要责任承担者，判官负第二从责任，通判官负第三从责任，行政长官则负第四从责任；如果错失是由判官造成的，则判官承担首要责任，通判官为第二从，行政长官为第三从，主典为第四从。

　　这些条款规定了行政管理程序对于行政长官个人意志的协同与制约。如果错失是由主典造成的，则主典是首要责任承担者，判官负第二从责任，通判官负第三从责任，长官负第四从责任；如果错失是由判官造成的，则判官承担首要责任，通判官为第二从，长官为第三从，主典为第四从。

　　从制度层面上看，唐代的的设计强化了权力之间的制约平衡。

　　王朝监察制度的演化

　　实际上，据易中天先生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自秦汉始，王朝统治者就建立了专门的监察部门，在西汉时称为“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做“御史台”，明清改称“都察院”。无论名称如何改变，这个部门都是属于天子直属的权力独立部门，不仅仅是查处贪污腐败官员，更重要的职能是对于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官员的制约与督导，从而也有了解基层情况的功能。

　　这些部门的权限很大，上至亲王宰辅、重臣勋贵，下至督抚州县、司管道员，甚至包括其他监察官员，均可进行弹劾，并且不需要与相关部门打招呼。因此。历代王朝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监察人才的选择，用林则徐的话说：

　　“立政之道，察吏为先。”

　　武则天的监察之道

　　武则天大概就是一个特别善于运用监察手段的帝王。

　　唐代初年，沿袭了隋制，朝廷最高的监察部门是御史台。武则天登基后将其改为左右两个肃政台，不仅增置监察官员，而且加强其监察职能，左肃政台专司纠察中央部委和军队官员；右司专门负责京畿地区和地方各州县官员的监察。同时，为了使监察的运作有法可依，武则天命令尚书省刑部侍郎韦方质起草了专供考查地方官员用的《风俗廉察48条》。在实际的监察过程中，武则天使用了不少的酷吏（这在各类历史书籍中已经搞得天下皆知了），同时也延聘了不少的正吏以便纠偏。其中，监察御史严善思、徐有功、杜景俭等都是很典型的人物，他们坚持原则、执法无私，敢于据理力争，不随意陷害他人。当时的很多被告密的人都私下传说：

　　“遇来（俊臣）、侯（思止）必死，遇徐、杜必生”。

　　天授元年间，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二人遭受酷吏诬告，被判处灭族之罪。担任秋官郎中的徐有功认为缺乏证据，坚决反对这个不实判决，秋官侍郎周兴趁机对武则天说：

　　“徐有功这个家伙，故意放纵谋反之人，该杀！”

本文摘自《从历代王朝兴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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