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迈克尔-乔丹和第一次约会式面试(2)

　　这一隐形力量源自“体育课”，也就是球员被各自的球队选拔的时刻。斯托和黄河发现，与NBA一位球员上场时间关系最密切的因素——“也是影响力超过球员的表现、伤病或者球员交易地位的因素”——是他的选拔序号。去除了所有其他因素以后，在任何一赛季，某一球员“选拔序号每增加一个数字（比如，他的选拔序号是是第九而不是第八），他的上场时间就要减少23分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选拔序号还能预测一位球员在NBA比赛第五个年头——也就是本研究所研究的时段的最后一年——的上场时间。

　　但是，选秀序号的意义还不止于此。选拔序号靠后，还增加了球员转会到其他球队的可能性，从而，最终会影响到他的运动寿命。斯托和黄河发现，“第一轮被选中的球员，比那些第二轮被选中的球员，留在球队的时间要长大约3.3年。”

　　不要忘了，斯托和黄河对选拔序号的研究去除了所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就意味着，韧性、得分能力和爆发力完全相当的两个球员，在选秀过程中更早被选中的球员，上场时间更长，被转会的几率更低，而且比另一个球员拥有更长的运动寿命，尽管结果表明另一个球员同样出色，可是，因为在选秀时被选中得更晚，他便厄运连连。

　　我们先在这里稍事停留。斯托和黄河真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吗？如果我们理性地考虑这一问题，我们会认为，一位球员一旦被选中，他的选拔序号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了。毕竟，教练和球队管理者感兴趣的，只是一位球员在场上的能力以及他与球队的默契程度。一旦选秀过程结束，那么，选拔的序号就成了一个随机的统计数字，对他在新球队中的实际表现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但是，这正是价值归因和我们称之为“判断偏差”的心理控制力——根据我们对某些人、某些想法或者某些事情的先入之见，为他们“贴标签”的倾向——以及我们的能力缺失——一旦做出判断，就无法重新审视这些判断——交汇的地方。换句话说，一位球员一旦被贴上了“低位次”的标签，那么，大部分教练便会被这一判断蒙蔽自己对这位球员的全面认知，就像每位球员的运动衣上都别着一个永久性的价签一样。得分很多、争抢了很多篮板球、多次盖帽、多次抢断，所有这些都不如你的选拔序号更能影响你的上场时间。

　　不难想象，我们中有多少人，也会陷入诱捕了NBA教练们的陷阱。比如，如果我们要聘用一位律师，而且面对着两位候选人：一个人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完成学业，另一个人——她的同学——在全班的排名则为第六，那么，名列前茅的那个人对我们会更有吸引力，即使排名第六的那位律师能力相当，而且可能更能满足我们的特定需要。甚至在我们做出聘用决定之后，也不可能排除对成绩排名的注意，我们对律师其他品质和特点的认知，同样无法摆脱成绩排名的影响。

　　我们非常容易受到这一心理力量的影响，事实上，甚至一个词语，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词语，也能改变我们的观点。为了见识这一力量的作用，我们不妨一起到麻省理工学院（MIT）看一看，经济学70班的学生们觉得，自己有理由轻松一下了，因为就在他们刚刚坐下来的时候，一位学校代表走进教室，告诉他们，他们的任课教授那天没在城里。不过，在准备收拾课本走人之前，他们被告知，一位代课老师——一位他们从来没见过的教师——要来给他们上课。那位学校代表向他们解释说：“各个班级对不同代课教师的反应存在普遍问题，因为我们对经济学70班的反应很有兴趣，所以，我们今天让一位你们以前从来没见过的教师给你们上课。”下课以后，他们需要填写一些关于代课教师的表格。不过，首先，为了让学生们对这位神秘的教师有个印象，学生们每人都得到了一份这位教师的简历。

　　他们不知道的是，实际上，发给他们的是两种不同的简历。一半学生得到的简历是这样的版本：

　　 先生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和社会学系毕业生。他在另一所大学有三个学期的心理学教学经验。这是他首次在经济学70班授课。他26岁，退伍军人，已婚。了解他的人认为，他是个非常热情、勤勉刻苦、有判断力、务实而且坚定的人。

　　另一半学生得到的是几乎完全相同的简历版本，只是改变了其中的两个词语：

　　 先生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和社会学系毕业生。他在另一所大学有三个学期的心理学教学经验。这是他首次在经济学70班授课。他26岁，退伍军人，已婚。了解他的人认为，他是个非常冷漠、勤勉刻苦、有判断力、务实而且坚定的人。

本文摘自《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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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将一个持续下跌的股票卖出、或者终结一个注定会破裂的关系会如此之难？为什么只是因为建议来自“重要的”的人物，我们便会言听计从？为什么当我们身处危险情境时，更容易坠入情网？著名组织思想家奥里-布莱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学家罗姆-布莱福曼，在《摇摆》中为我们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
　　利用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摇摆》揭示出了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商业生活所有方面的动态力量，这些力量包括“损失厌恶”（我们为了避免遭受损失而走极端的倾向）、“判断偏差”（我们不能对某个人或者某个情境的最初判断进行重新评价的能力缺失）和“变色龙效应”（按照别人赋予我们的特质付诸行动的倾向）。
　　《摇摆》让我们结识了哈佛商学院的这样一位教授——他让学生为得到一张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项目领导——他因为无视自己所受的经年训练而导致了整个行业的改革；还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橄榄球教练——他凭借对传统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将球队引向了胜利。此外，我们还能从中了解到NBA选秀位次的符咒，会明了为什么说面试是预测员工未来工作表现的糟糕方式，我们还会深入到最高法院的会议现场，看看世界上拥有至高权力的法官们是如何避免群体动态的危险的。
　　不时会出现这样一本书——它不但能挑战我们的世界观，而且还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在《摇摆》中，奥里-布莱夫曼和罗姆-布莱夫曼不但为多种多样的非理性行为提出了合理的解释，而且还为读者指明了避免屈从于它们的诱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