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霍比特人和缺失的环节(7)

　　福尔克和调查队完成了测量工作和某些统计工作，准备写作他们的第一篇论文，《科学》（Science）杂志已经同意发表该论文。完成了严格的测验，并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以后，最终，福尔克确信不疑。福尔克说：“根据进一步的研究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我想，发现者的结论是正确的，这是人类的一个全新物种，也就是所谓的海岛矮化人种。换句话说，它们的体型之所以变得比其祖先的体型更小，是因为它们生活在一个岛上。福尔克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它们的体型是独特的，它们的大脑也是独特的。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物种。”

　　但是，来自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大学和博物馆的当代人类学家们，并不推崇这一发现，反而渐渐被价值归因控制了。他们以人类学历史典籍中的只言片语，对霍比特人的真实性展开了顽强的攻击。他们坚称，那不过是个小头畸形病人的头骨。其情状简直就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尤金-杜波艾斯遭遇的翻版。“我有些吃惊，因为我想，‘噢！这可是2004年啊！’我还想过，‘是的，我们已经进入现代化时代了，自发现尼安德特人之后，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所以，我对他们的刻薄程度和争论——有时非常卑鄙——确实很吃惊。”

　　是的，人类学家对新发现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连福尔克自己，在接受霍比特人是个全新的物种这一结论之前，在学术上也一直保持着谨慎小心。但是，即使在确凿的数据面前，有些人类学家却依然冥顽不化。与此同时，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最近，我们完成了一个小头畸形病的研究项目。”福尔克说。“我们认为，那就是我们对他们的回答。我们扫描了那些头盖骨的影像，并与霍比特人的头骨进行了比较，之后，我们向他们证明，霍比特人的头骨形状并不像小头畸形病人的头骨。我们完成了这些工作。”这项运用了非常先进的统计学方法的研究，为福尔克此前的数据提供了有力支持。

　　但是，尽管已经有了新证据，科学家们却依旧不能摆脱价值归因的束缚。福尔克回忆说：“他们说，‘噢！可是，你的统计样本规模还不足够大。我们希望看到更大的小头畸形病人样本。’事实上，从统计学角度而言，我们的样本规模已经非常大了，而且统计结果也将样本的规模考虑在内了。”

　　有时候，福尔克觉得这些人类学家简直在集体抛弃科学方法：“他们只是一味地争论，‘我不相信！也许，那儿发生了没人听说过的什么事情？’这根本不是科学态度。”福尔克回忆说。“他们说：‘也许，那儿曾发生过不可思议的小头畸形病，而且尚不为人知。’”这让她迷惑不已。“你怎们能这么争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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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在于，价值归因是如此强大的一股力量，以至于它足以将我们的客观判断和专业判断推出正轨。简而言之，人类学家群体中的这个小派系，根本没有按照科学的方法来思考。

　　福尔克解释说，如果他们按照科学的方法来思考这一问题，那么，他们必须先提出一个证伪假设。比如，如果假设是：所有的西红柿都是红色的，那么，你可以通过发现了黄色西红柿的事实来推翻那个假设。福尔克告诉我们：“我在论文中写到，（那个霍比特人）并不是小头畸形病人，要想推翻这一判断为假，你可以找一个确证为小头畸形病人的头骨，并利用那个头骨制作出与霍比特人的颅内模完全一样的颅内模。这才是科学的方法。”

　　归根结底，他们的行为都可以归咎为他们的价值判断。就像他们的“前辈”一样，他们就是无法摆脱“这个发现‘价值太低’，所以不可能是真的”的观念。

　　我们对一个想法、一个人、一个商业机会、一位客户的认知方式，都会因为我们为它们所赋予的价值，而带有缺乏公允的色彩。当价值归因的潜流夺取控制权时，它会彻底扭曲我们的决策过程。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它与另一股强大的控制力量紧密相关，那股力量能成就一个篮球运动员的辉煌，同样也能葬送他的职业生涯，它能让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对一位讲师充满好感，甚至能让我们坠入情网。

本文摘自《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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