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流行和变色龙效应(6)

　　之后，这位助手要请每位男性填写一个简短的调查表。当对方完成以后，她要提议，等有时间时，会告诉他有关这项研究的事情。为此，她要撕下调查表的一角，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在上面，然后，将小纸片交给他。大多数男性欣然接过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之后，走进暮色。

　　研究者还派出了一位男性助手，让他带着同样的指令去接近走过每座桥的男性。他同样将关于心理学研究的那段话讲给他们，而且同样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们，以便他们询问有关该项心理研究的事情。但是，与他的女同事不同，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这位助理不断被实验对象拒绝，对他的提议，他们总是说：“谢谢，不过，不必了。”最后，只有三个充满好奇心的人给他打了电话。

　　可另一方面，那位女性助理的电话则开始响个不停。不过，让人感兴趣的是，到底是谁给她打电话呢？在16位走过安全木桥的男性中，只有两个人给她打了电话。然而，在走过吊桥的18位男性中，一半的人给她打了电话。

　　给女助理打过电话的人，不太可能是因为他们突然之间就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兴趣，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对心理学研究的助理发生了兴趣。可是，难道当她与走过吊桥的人交谈时，奇迹般地变得更漂亮或者更吸引人了吗？为什么那些男性这么想给她打电话呢？研究者认为，答案就在于两座桥摇晃程度的不同。

　　不妨想象一下走过高出峡谷数百英尺的吊桥的情景。每走一步，都觉得吊桥不堪重负、摇晃不止。你会屏住呼吸、心率加快，额头沁出冷汗。从生理的角度来说，在这种情形下，肾上腺素会让你激动不已，那种感觉就像你深深迷恋上某个人一样。

　　当走过木桥的人看到研究助理时，他们大都在打量一番后认为，她只是个勤奋的研究助理而已。但是，对那些走过吊桥的人而言，紧张和肾上腺素却转化成了对助手颇为强烈的浪漫情怀。他们的生理反应似乎影响到了他们对助手的感知。但是，这一现象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是不是吊桥的特性本身，就扮演了确定谁能走过吊桥的“过滤器”角色呢？

　　走过吊桥的人，可能恰好是比走过木桥人更有勇气、更勇敢的人，所以，他们更想冒险给女助理打电话，为了验证这种可能性，研究者又回到了卡布兰诺峡谷，进行了一项后续研究。在这次研究中，他们让那位女助理只是等在吊桥的桥头。有些人一走过吊桥，女助理就去接近他们，而对其他些人，则在他们走过吊桥十分钟之后，女助理才去接近他们。如果说选择走吊桥的人的确是更勇敢的人，那么，你会觉得两群人中给女助理打电话的人数量也是相等的，而不管她是何时接近他们的。但是，研究者证实了早期的结论：刚刚走过吊桥就遇到女助理的人，比那些走过吊桥十分钟以后——这时候，他们的紧张感已经消退了，他们的肾上腺素浓度也降低了——才遇见女助理的人，更可能给她打电话。在心理学界，这座吊桥因为具有提高男性浪漫情怀的能力，而赢得了“爱情桥”的绰号。

　　正如这些例证表明的，我们总是在不断地与他人相互发送和接收暗示信息和微妙信息——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影响和被影响，即使我们理性的大脑并不知道这一秘密。当人们走过一座吊桥时，当人们为成为指挥官而接受训练时，或者当人们与一个神秘的陌生人通电话时，做出判断的人和被判断的人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变色龙效应就对我们产生了影响。

本文摘自《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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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将一个持续下跌的股票卖出、或者终结一个注定会破裂的关系会如此之难？为什么只是因为建议来自“重要的”的人物，我们便会言听计从？为什么当我们身处危险情境时，更容易坠入情网？著名组织思想家奥里-布莱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学家罗姆-布莱福曼，在《摇摆》中为我们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
　　利用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摇摆》揭示出了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商业生活所有方面的动态力量，这些力量包括“损失厌恶”（我们为了避免遭受损失而走极端的倾向）、“判断偏差”（我们不能对某个人或者某个情境的最初判断进行重新评价的能力缺失）和“变色龙效应”（按照别人赋予我们的特质付诸行动的倾向）。
　　《摇摆》让我们结识了哈佛商学院的这样一位教授——他让学生为得到一张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项目领导——他因为无视自己所受的经年训练而导致了整个行业的改革；还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橄榄球教练——他凭借对传统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将球队引向了胜利。此外，我们还能从中了解到NBA选秀位次的符咒，会明了为什么说面试是预测员工未来工作表现的糟糕方式，我们还会深入到最高法院的会议现场，看看世界上拥有至高权力的法官们是如何避免群体动态的危险的。
　　不时会出现这样一本书——它不但能挑战我们的世界观，而且还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在《摇摆》中，奥里-布莱夫曼和罗姆-布莱夫曼不但为多种多样的非理性行为提出了合理的解释，而且还为读者指明了避免屈从于它们的诱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