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流行和变色龙效应(2)

2014-05-19 21:22:42

  现在,双相情感障碍的流行主要基于以下几个“任意而为”的理由:当为心理疾病分类时,克雷佩林依据的是他自己的直觉,而不是确实的科学数据;1980年,诊断手册扩展了他最初的定义;其后,制药企业的市场推广活动,又将更多的人引入到了这一领域。因为看到了双相情感障碍的发展态势,所以,精神病医生们开始觉得到处都能看到这种病例。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自己已经陷入了判断偏差的第一个陷阱——“武断地贴标签”。

  对任意信源(Arbitrary Information)的信赖本身,就已经造成了足够多的问题,但是,第二个陷阱——也就是我们忽略那些与我们的最初判断相左的客观数据的倾向——将这一问题变得更为棘手了。最近,心理学家布鲁斯-万姆波尔德(Bruce Wampold)向我们解释了第二个陷阱发挥作用的机理。万姆波尔德博士信赖经验性的数量证据,是个客观数据的信徒。他以自己获得数学学位和心理学学位所受的训练,发现了精神疗法(也称为“心理疗法”)成功的奥妙所在。对精确性的执着追求,意味着万姆波尔德必须有足够多的数据,才能确保自己获取全部真相。只有在考虑了对精神疗法有效性的所有科学研究结果以后,他才开始进行荟萃分析。

  万姆波尔德进行的典型回顾性研究和分析是这样的:一组出于各种理由寻求治疗的真正病人,被随机分配给不同的治疗专家,有些专家采用“诊断医学”模式,另一些专家则不遵循这一模式。经过一个疗程之后,病人被问及,他们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如何。另外,他们还被问到,他们的忧虑是否有所缓解以及他们对治疗的总体感受如何。这一涉及到数千位病人和数百位治疗专家的回答和各种变量的实验,为万姆波尔德带来了丰富的数据。当他处理这些数据时,得到的结果令人震惊。

  万姆波尔德的发现表明,使精神疗法成功的,是三个截然不同的要素。第一个,也是最容易理解的是才能。就像既有出色的经理也有蹩脚的经理一样,有些治疗专家确实比其他人更富才干。有些临床医生——无论其理论定位如何——因为对病人施治的高效和成功而引人注目。万姆波尔德发现的第二个要素称之为“联合治疗”(Therapeutic Alliance)——指施治者与病人之间关系的质量。比起那些与病人关系不佳的治疗专家来,与病人拥有良好关系的治疗专家取得的治疗结果更好。第三个要素是:该项研究是否允许治疗专家采用他们觉得最舒服的治疗方法。

  令人惊奇的是,诊断模式在精神疗法中并没有什么作用。也就是说,采用诊断医学模式的治疗专家施治的病人,比那些并没有采用诊断医学模式的治疗专家施治的病人,治疗的结果既不更好,也不更糟。正如我们采访万姆波尔德时他告诉我们的,“诊断模式是不相关的,采用哪个诊断模式并不重要。你只管去诊断各种症状——忧郁、恐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但诊断的模式却并不重要。某种治疗方法对应某些心理失调的整个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具有重要影响的并不是某种特别的治疗方法,而是治疗专家与病人的协作能力产生了协同效应。”

  需要明确的是,万姆波尔德并不是说精神疗法是无效的。实际上,他的荟萃分析发现,这种疗法对病人的心理健康具有非常显著的疗效。他也不是说采用诊断医学模式的治疗专家工作不出色。他的全面研究只是表明,诊断医学模式自身及其在治疗上应用并没有什么优势。

  那么,有人可能会说,尽管确诊的数量急剧增加,不过,孩子们还是从服用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药物中得到了好处。的确,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官员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推出的百忧解(Prozac),帕罗西汀(Paxil),西酞普兰(Celexa)左洛复(也称为“郁乐复”)(Zoloft)等

  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是自杀率降低的原因所在。就像事实表明的,使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施治的孩子更不容易感觉沮丧,也更不可能自杀。

  但是,对这些数据更为仔细的研究,却揭示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2002年,一个研究小组分析了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关于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疗效的所有治疗数据和统计数据。他们研究了“47位病人服用安慰剂的短期疗效随机对照试验”,试验对照的药物主要是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他们的结论震惊了精神病学界。综合了所有的研究成果并仔细分析了所有数据之后的结果表明,就使病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感觉更好而言,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的临床疗效并不比安慰剂更好,也就是说,没有其他成分的糖衣片和百忧解的疗效并无二致。

本文摘自《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


   为什么将一个持续下跌的股票卖出、或者终结一个注定会破裂的关系会如此之难?为什么只是因为建议来自“重要的”的人物,我们便会言听计从?为什么当我们身处危险情境时,更容易坠入情网?著名组织思想家奥里-布莱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学家罗姆-布莱福曼,在《摇摆》中为我们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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