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流行和变色龙效应(3)

　　内华达大学的精神病学和行为学教授戴维-安东纽奇奥（David Antonuccio）博士向我们解释说，“就以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治疗病儿的随机对照试验而言，16个患儿中只有3个孩子取得了疗效。16个人中只有3个人。此外，这些药物无疑还有产生严重副作用的风险。

　　尽管确凿的数据已经表明，诊断医学模式并不能带来疗效（万姆波尔德的研究成果论文于1997年发表），而且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并没有什么临床效果，不过，精神病治疗专家依然还在遵循这一诊断医学模式，并开具这类药物。即使是经验最为丰富的专家，一旦开始采用这一诊断模式，也很难停下来。

　　但是，诊断的另一个环节我们还尚未探寻，那就是被诊断人受到的影响如何。那些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的孩子们怎么样了呢？这一诊断结论的潜在影响是什么？为了研究这一问题，同时，也为了揭示做出判断的第三个也是最令人惊奇的陷阱，让我们到以色列去看一看，在以色列，105名士兵即将参加一个为期15周非常艰苦的指挥官训练项目。这是一个非常严格而且极为紧张的训练过程，受训者要接受艰苦的体能训练，需要心理上的全神贯注，每个训练日的训练时间达16小时。

　　这些未来的指挥官们并不知道，这个特殊的训练项目与他们的前任所接受的训练并不相同。在训练课程开始之前，心理学家多夫-艾登（Dov Eden）告诉负责这一培训项目的军官，军方已经收集了每位受训者的全面数据，艾登解释说，这些数据包括“心理测试分数、从以前的训练中采集到的社交数据以及以前的指挥官为他们评定的分数。”

　　根据这些全面的信息，艾登告诉培训官，每位士兵都被归入了三种“指挥潜能”（CP）中的一个，这三个类别是：“高”、“一般”和“不详”（因为信息不足）。来自不同类别的受训者，被平均分入四个训练班。“你要将每位受训者所属的指挥潜能类别抄录到他的个人记录本上。此外，我们需要你在训练开始时，记住自受训者的姓名以及对他们指挥潜能的预测。”

　　当然，受训者并不知道这一切。同时，培训官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指挥潜能及其相关的数据完全是杜撰的。得分是被随机赋予受训者的，与他们的智力水平、既往表现以及个人能力毫不相关。

　　然而，15周以后，当艾登回来时，他发现了颇不寻常的东西。训练项目即将结束时，士兵要接受一个书面测验，这一测验旨在检测他们学到的“战术、地形测量、标准操作程序，以及诸如航海和精确发射武器等实用技能”的新知识。这项测验并没有受到操纵，而是常规训练程序的一部分，是在训练结束时对所有士兵的检测。但是，这也正是将士兵划入不同指挥潜能类别所产生的影响显现出来的地方。在这个测验中，培训官以为其指挥潜能分数很高的士兵的表现（平均得分为79.98），要远远优于指挥潜能“不详”和“一般”的士兵（他们的平均得分分别为72.43和65.18）。只是贴上了拥有高领导潜能的“标签”——尽管是随意贴上去的——就直接带来了实际能力的提升。不要忘了，无论是培训官，还是受训者，都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受训者就拥有了他们被赋予的特质。

　　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军界。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校区（SUNY Albany）的心理学家所做的荟萃分析认为，这些判断效应在职场中同样会发挥作用。如果你有幸为一位看重你而且信任你的老板工作，那么，你会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表现，以满足老板对你的更高期望。从另一方面说，没有什么比一个认为你没有能力的上司让你觉得更无能、更气馁的了。

　　万姆波尔德认为，当一位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学家为某个病人贴上双相情感障碍、焦虑或者消沉的“标签”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他解释说，诊断中固有的问题之一是，“这一过程存在着让一切都符合诊断结果的压力，所以，一旦诊断结果出来了，所有的行为和决定便会合情合理了。”当一个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的孩子出现“悲痛的”或者觉得“悲伤或者空虚”的表现时，这些情感就会被解读为症状的组成部分。心理学家弗朗茨-埃坡丁（Franz Epting）解释说，当我们“被贴上标签”时，“我们很容易开始按照人们赋予我们的方式付诸行动。”我们会去迎合他人的判断为我们创造出的模式。“从而，让我们在真正的自我与我们被赋予的特质之间产生混乱。”

本文摘自《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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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将一个持续下跌的股票卖出、或者终结一个注定会破裂的关系会如此之难？为什么只是因为建议来自“重要的”的人物，我们便会言听计从？为什么当我们身处危险情境时，更容易坠入情网？著名组织思想家奥里-布莱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学家罗姆-布莱福曼，在《摇摆》中为我们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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