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法国，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4)

　　坐在他们的豪华办公室里，研究者正在就给企业家们的奋斗提供支持的问题，向硅谷和来自其他地方的风险投资家提问。尽管具体的问题与向罪犯们提出的问题并不相同，不过，这些问题也都可以归为两个类别：一个类别是投资的结果，另一个类别是与公司打交道的过程。调查问卷包括关于他们与企业家打交道的具体问题，比如，“首席执行官以什么频度为他们提供风险企业表现的及时反馈呢？”以及首席执行官是否能让他们持续了解“风险企业的最新表现”。

　　你可能会认为，风险投资家——也称为“VC”——在论证投资的过程中会比重罪犯更善于分析、更公允。简而言之，一个出色的投资，就是能为你挣钱的投资。但是，当我们看到风险投资家们的答案时，很显然，他们也为“倾听自己的声音”赋予了不成比例的权重。

　　当分析这一结果时，研究者们注意到，“企业家的及时反馈，能让投资者觉得企业家更公道，他们会更信赖企业家，会对企业家的战略决策给予更多的支持，而且对风险企业运作监测的频率也会更低。”如果将投资的财务回报比作囚犯的刑期——可度量的客观结果——那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有些像辩护律师了。一位时刻与自己保持接触的首席执行官，能让风险投资家形成对风险企业满意得多的印象。

　　但是，对希望从投资上获得良好回报的投资家来说，对沟通的强调，会对他们造成伤害。沟通只是有关投资的所有关系中的一种，实际上，首席执行官与风险投资家接触的频率，与风险企业的成功并没有什么关系。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评价的唯一标准，应该是运营结果——公司运作得如何。说不定沉默寡言的首席执行官，可能恰恰是夜以继日地忙着让企业达到既定目标的人。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虽然程序正义的掌控以及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的渴望很重要——无论我们是汽车经销商、罪犯还是风险投资家——不过，文化背景不同，人们对公平的定义方式也大相径庭。比如说，《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中的亨利把名字改成了亨里在美国观众面前参赛。美国观众则几乎肯定会帮助一位参赛者的，不管他表现出来的能力如何，数据显示，在美国，“向现场观众求助”的结果是，观众给出正确答案的比例超过了90%。

　　当把《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引入俄罗斯时，节目制作团队注意到，那里的观众经常给出错误答案——而错误的答案并不只是给亨利这种“糊涂虫”的。俄国观众不会厚此薄彼——无论是面对聪明的参赛者，还是面对不那么聪明的参赛者，他们都会故意给出错误答案。事实上，俄国观众如此热衷于给出错误答案，以至于参赛者已经认识到，要对“向现场观众求助”的方式保持警惕。

　　当我们与《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制作团队联系，让他们解释俄国的这种现象时，他们也感到很费解。但是，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一位俄国历史的专家——为我们提供了颇为有趣的见解。那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的最后一周，就在他准备回英国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他。霍金斯是赫鲁晓夫时代俄国文化的专家，他对社会主义在俄国为什么会最终失败的问题尤其感兴趣。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研究有一天会为解释《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的奇怪现象有所帮助。

　　为了解开什么原因促使俄国观众给出错误答案的迷局，霍金斯把我们带回了俄国的农民村落时代。霍斯金解释说，20世纪之前，农民社区是以“连带责任”（Joint Responsibility）的原则治理的。社区中的每个人都会一起行动——无论是缴税、为军队输送兵员、保持社区的和平，还是捉拿罪犯。农民越来越喜欢互施援手。

　　在苏联政权统治期，随着国家变得日趋工业化，人们将乡村的古老习俗也带到了城市。霍金斯解释说，尽管生活在苏联式国有公寓中受限颇多，而且困难重重，不过，人们之间相互借钱以及相互借用厨房用具、火柴之类东西的风气颇为普遍。他说：“那些都是很小的东西，当然，你能看到，这种现象在其他社区也很普遍，并不只限于俄国，但是，我想，这种现象在俄国更普遍，而且也更在预料之中。”这种心态在工厂中也很盛行，在工厂里，“俄国人不断要为彼此的生活负责”。

　　但是，如果你是“出头鸟”，或者被视为“异类”，那么，这种为你提供支持的互助式社区，也会转而敌视你。在霍金斯看来，这种态度转变，源于这样的认识：“脱离行为准则的人——无论他们非常富有，还是极为贫穷——对整个社区是危险的。无论是哪种情况，人们都有一种查找其根源并对那些与自己不相称的人表达愤恨的倾向。”

本文摘自《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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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将一个持续下跌的股票卖出、或者终结一个注定会破裂的关系会如此之难？为什么只是因为建议来自“重要的”的人物，我们便会言听计从？为什么当我们身处危险情境时，更容易坠入情网？著名组织思想家奥里-布莱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学家罗姆-布莱福曼，在《摇摆》中为我们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
　　利用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摇摆》揭示出了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商业生活所有方面的动态力量，这些力量包括“损失厌恶”（我们为了避免遭受损失而走极端的倾向）、“判断偏差”（我们不能对某个人或者某个情境的最初判断进行重新评价的能力缺失）和“变色龙效应”（按照别人赋予我们的特质付诸行动的倾向）。
　　《摇摆》让我们结识了哈佛商学院的这样一位教授——他让学生为得到一张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项目领导——他因为无视自己所受的经年训练而导致了整个行业的改革；还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橄榄球教练——他凭借对传统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将球队引向了胜利。此外，我们还能从中了解到NBA选秀位次的符咒，会明了为什么说面试是预测员工未来工作表现的糟糕方式，我们还会深入到最高法院的会议现场，看看世界上拥有至高权力的法官们是如何避免群体动态的危险的。
　　不时会出现这样一本书——它不但能挑战我们的世界观，而且还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在《摇摆》中，奥里-布莱夫曼和罗姆-布莱夫曼不但为多种多样的非理性行为提出了合理的解释，而且还为读者指明了避免屈从于它们的诱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