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法国，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5)

　　霍金斯解释说，这就是关键所在。“如果有人变得非常贫穷，那么，很显然，他们会成为社区其他成员的负担；如果有人变得非常富有，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做坏事：他们会成为罪犯，他们的行为会危害社区。”

　　这种财富观与西方的财富观恰恰相反。霍金斯思忖道：“总的来看，如果有人变得很富有，美国人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俄国，寡头政治集团成员（Oligarch）”——寡头政治集团成员是指在苏联解体后，发现迅速赚取“快钱”途径的精英企业家群体。——“最好的也是通过可疑的手段获得财富的，这是俄国人憎恶的第一件事。我想，这些人变得比其他人富有的多的事实本身，是他们憎恶的第二件事。”

　　从这一观点来看，很显然，俄国版《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的观众认为，参赛者试图脱离观众独自致富——他们为什么要帮助这种不公平的行为呢？

　　亨利和俄国参赛者用自己的方式，冲击了公平概念——在他们的文化背景下的公平概念——的核心支柱。在莫斯科是公平的事情，在巴黎或者柏林就不一定是公平的事情。所以，随着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弄清不同文化对公平解读的差异，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研究者约瑟夫-亨利奇（Joseph Henrich）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平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探索。首先，亨利奇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重复了分钱实验，实验对象是研究生。他决定，要用他认为对学生来说不小的一笔钱进行实验，所以，他拿出了160美元，以研究生在大学里工作每小时9美元的工资标准计算，这笔钱相当于他们2.3天的工作所得。亨利奇的实验规则与最初的实验完全一样：这个游戏你只能玩一次，而且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与你配对的是谁。

　　就像在最初的那个研究项目一样，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验中，一般的分钱方式都是平分——50／50，分钱者的伙伴也都接受了这种分法。游戏结束以后，亨利奇与参加者进行了访谈，以弄清他们在得知自己分得的数额时是怎么想的。有些词语反复出现，那就是：公平。参加者说：“我想，如果我分给对方的不到一半，那么，我的伙伴就不会接受。”结果证明，参加者对分钱方式的决定是正确的。当被问及，他们是否会接受80／20的分法时，也就是自己得到32美元的分法，几乎所有的参加者都对这种方法表现出了蔑视。他们说，那么分是不公平的，他们宁愿空手而归。有些人甚至表现的更为极端，他们说，任何自己得到的不足50%的分法都绝对不会接受。

　　接下来，亨利奇带着这个实验上路了，他要去往这个世界上一个最偏远的地方。亨利奇来到了秘鲁的亚马逊河流域腹地，拜访马奇根加（Machiguenga）部落。因为离最近的大城市也需要8个小时的行程，所以，马奇根加已经与现代社会隔绝了好几个世纪。马奇根加人虽然生活在小村庄里，不过，每个家庭都自给自足，自己制作工具，自行播种和收获粮食。

　　亨利奇带了一个阿拉瓦语（Arawakan）翻译，阿拉瓦语是马奇根加人的母语。接下来，他需要找到相当于马奇根加人2.3天工作所得的东西。因为马奇根加人没有自己的货币，所以，亨利奇要弄清，他们偶尔为雇用当地劳力的采伐公司和石油公司工作能挣多少钱。结果是，他们2.3天的工作所得是20秘鲁索尔。

　　这个数额就是亨利奇用来进行分钱实验的钱，亨利奇向马奇根加人详细解释了游戏的规则。但是，在亚马逊流域的这个地方，游戏得到了显著不同的结果。

　　不像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参加者，也不像日本、印度尼西亚和以色列的参加者，平均而言，选定分钱方法的马奇根加人，分给伙伴的数额少的令人吃惊。尽管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最普遍的分割方式是50／50，不过，大多数马奇根加人采用了85／15的分法——有利于做出分钱决定的人的分法。

　　更令人惊奇的是，不像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参加者——他们对如此之低的比例很愤慨，当把这些偏向一方的份额呈递给马奇根加人时，他们几乎都接受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对这样一个合理的经济模型笃信不疑：从纯客观的角度和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接受任何数额的金钱都比空手而归合乎逻辑。

　　游戏结束后，在对马奇根加人的访谈中，接受方说，人们同意接受任何数额的金钱是顺理成章的。亨利奇解释说：“有几个人很清楚地表示，他们会接受任何数额的金钱，不管‘提案人’（分钱者）得到的是多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提案人的不公待遇，“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是‘回应者’（选择方）而不是提案人只是因为运气欠佳。” 马奇根加的选择者认为，任何数额的出价都是慷慨的赠与。而那些“切蛋糕”的人，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战利品”分一半给有幸“沾光”的人。

本文摘自《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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