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法国，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2)

　　亨利愣住了，这时候，我们或许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国的教育体系是不是出了严重的问题？但是，观众展现的并不是无知。

　　要想弄清为什么法国观众会那么投票，我们需要先来看一下德国的一个实验，所有要像孩子一样分东西的人都与这个实验有联系。柏林的研究者将随机选取的两个陌生人分别带入两个房间。每个参加者都被告知，他或她会与一个伙伴配对，对方的身份不能透露。他们两人会得到10美元的钱——但是，如何分钱，取决于他们自己。不过，他们要遵从以下让人犯难的规则：参加者彼此之间不能交谈，不能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分钱方法，也不能协商。而是随机指定某个人决定如何分这笔钱。

　　第一个参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分这笔钱，而他们的伙伴会被告知自己得到的数额，他们必须决定是否接受第一个人的这种分法。如果他们接受第一个人的分法，那么，双方便可以得到自己的那份；如果他们决绝接受，那么，双方便都会空手而归。

　　这个游戏只能玩一次，所以，参加者没有第二次机会。此外，参加者被告知，游戏结束以后，他们的身份不会被透露，双方分道扬镳。

　　让我们站在分钱人的角度来想一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平分的方式。事实上，到他们做出选择的时候，大部分参加者确实做出了平分这笔钱的决定，这样，每个人就能各得5美元了。此外，所有被告知这一分钱结果的伙伴，也都接受了这样的分法。

　　有趣的部分在于，如果第一个人分给自己的钱超过一半会出现什么结果。正如你能想象得到的，他们的伙伴为这种分法感到愤愤不平。但是，他们接下来的反应却完全有违经济常识。参加者并没有拿着自己分得的那部分钱离去，大部分被给予不公数额的人拒绝领取那些钱，他们选择了空手而归。

　　从纯理性观点来看，对那些接受分钱结果的一方而言，应该可以接受任何结果。毕竟，有钱总比没钱要好。2美元虽然不如5美元，不过，依然比一无所获要好。然而，无论这样的观点多么合乎逻辑，绝大多数被给予不公数额的人确实拒绝了那样的分钱结果。他们虽然空手而归，不过，他们觉得自己捍卫了公正。

　　另外，当分割不够公平时，人们空手而归的意愿，并不会受到金钱数额的影响。当用100美元代替10美元重复这一实验时，参加者接受不公正分割结果的意愿并没有变得更强烈。

　　这项研究表明，我们对公正抱有根深蒂固的信仰，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去捍卫它。正是这种对公正原则的坚守，影响了《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的法国观众。连基本天文学知识都不知道的亨利，真的有资格得到一百万欧元吗？对那些法国观众来说，答案——52%的选票数对46%的选票数——是响亮的“没有！”他们故意选择了错误的答案，因为如果亨利连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那么，对他们来说，亨利在他们的帮助下在节目中继续前进就是不公平的。

　　当亨利根据观众的选择作答时，你可以听到观众们忍俊不禁的笑声。对他们而言，给不配得到奖赏的参赛者提供正确答案是不公平的。

　　在观众看来，亨利是应该知道答案的。

　　但是，如果他是个观众对其期望较低的人——比如说，一年级学生——结果又会如何呢？他们是会表现得很苛刻呢，还是不会指望一个孩子知道答案？“分钱者”实验的另一个版本，为我们清楚地揭示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参加者得知了同样的规则，只是与他们配对的不是另一个人，他们被告知，与他们配对的是一台计算机，而且由计算机来选择分钱方式。当计算机提出了“不公平”的分钱方式时，参加者们并没有表示拒绝。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偏向计算机的不公平分钱方式，尽管他们曾经拒绝过由一个人提出的同样分钱结果。

　　换句话说，就公平而言，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导致了我们如此不合情理的反应——这就是“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也称为“程序公正”、“程序公平”）。我们不会指望一台计算机会公平行事——但是，我们当然会要求人要公平。

　　想一想，如果我们参加一个类似的实验，在实验中，允许分钱的人与我们沟通，结果又会如何呢？设想一下，如果他告诉我们，他陷入了财务困境，额外的钱对他很有用，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接受少于一半的数额。考虑到已经为不公平的分钱方法提出了很好的理由，那么，我们会认为，自己并没有被别人占便宜，从而，更可能接受对方的分法。

本文摘自《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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