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德隆》 德恒过客(11)

    我虽然来了德恒，但我不是冲着德恒来的。既然来了，我就希望大干一番，听从你的调遣。

    唐万新想了想说：“这样吧，德恒、友联你就两边跨。友联这边，等我的安排，目的是设计并操作德隆的金融事业部，解决德隆金融系统内部协调及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将金融现有的几千个客户理出来，分成等级，对高端客户提供全面服务。”

    我告诉他，让他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相信未来中国的投资银行市场一定是中国人自己的，中国的金融市场*一定有我们的空间。

    这是我来德恒之后最为激动的一天，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少有的值得记忆的一天。

    当然，自这一天开始一直到我在德隆最后的结束，这中间所演绎的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是当时没有预料到的。

    唐万新为什么会选择我，为什么将我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至今无从知晓。毕竟，我们此前仅见过两次，也许，我的敬业、我对投资银行的热爱、我的从业时间、我的为人、我的德恒报告……唐万新可以选择的人太多了，我既非科班，又非“海归”。因为，这毕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非常庞大、非常专业、非常复杂的、填补中国空白的事业，是在中国金融史上会有记载的事业。我怎么就敢毫无准备地接受这一工作呢？

    真是胆大妄为！

    我的确没有考虑这么多。过了以后，也不知是真是假，是不是唐万新心血来潮，找我谈谈而已，也许过两天他自己都忘了，而且具体叫我做什么也一点没谱。

    回到德恒，我谁也没告诉唐万新这一安排，我又拿不准这件事对我是好还是坏。我悄悄将德恒战略部经理高红霞找来，因为据我所知，德隆有一个友联战略管理中心，是一个级别很高的机构，总经理李强也是德隆的创始人，而德恒的战略部是与其有联系的，高红霞应当知道此事的利弊。

    高红霞告诉我，唐万新是德隆真正的当家人，他说的话是算数的。他叫你去你一定要去，肯定是有利的，机会难得，你应该好好把握。

    听了高红霞的一番介绍，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此时，我在德恒差不多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工作。一是完成了那份报告，二是完成了人员的招聘。经过几轮考核，最后确定了二十来个人。在淘汰的大量人员中，主要是来自国内各证券公司一直从事证券承销业务的人员。留下来的这批人里，平均年龄30岁，大约三分之一有国内证券公司经历；三分之一有国内非券商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经历；另三分之一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这一团队的结构是我精心安排的，这批人并没有多少成熟经验，同样也没有多少江湖经历，我看重的是他们的潜质，他们的发展空间。根据安排，全部试用三个月，三个月结束后，再次进行考评，不合格的继续淘汰。留下来的，按照投资银行业务的惯例进行职务评定，并制定相应的职务责任、权力、义务等，每年结束后，再根据年度业绩确定职位的升降、奖励或处罚。这套运作机制被我称之为投资银行家的营造机制。

    紧紧张张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年底，虽然也感到了德恒证券的某些紧张气氛，但毕竟对我们这些新人来说，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德隆系资金链紧张的弦，也仅仅是在小范围内绷得较紧，还没有波及到我们的正常工作。

    德恒证券由于德隆系的背景，审批过程极为缓慢，一直处于筹备期，这期间有一件事让我心情非常糟糕。

    年底时，我听说时任中国证监会某位领导到了上海。我和他差不多相识了10年，早在1992年《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这两个邓小平南巡后，中国股份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在海南征求意见时，作为初涉股份制的我很荣幸地挤进了会议代表之列。他就是主角之一，也是我的公关对象和学习对象。我想方设法地抓住机会与他认识了，后来又常到北京去拜访。那段时间，我在北京可能是最活跃的会议分子，凡是在北京及全国过各地举行的国际性、全国性股份制、证券市场方面的会议我都尽量去参加。这不仅学习了大量的东西，奠定了我后来从事资本运营的理论基础、知识基础，还结识了一大批同行、专家、领导、学者朋友，其中就包括这位领导。

本文摘自《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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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渝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资本市场发展的参与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亲身经历和多年的思考写了这本《曾经德隆》，非常难得。有实践、有理论的人和有实践、无理论或者有理论、无实践之人写出来的东西差别很大，世渝应该是有实践、有理论的这一种。这种感受、这种认识是一个不参与市场、不参与实践，只知道站在市场旁边对企业、对企业家指手画脚的人写不出来的。这本书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让中国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造就中国的大企业和强大的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