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德隆》 德恒过客(12)

    我把电话打到他所下榻的上海瑞吉红塔酒店的房间时，他感到很意外。他说：“怎么好久没你的消息了？”我这人从来不攀附权贵，你越是往高走，我越不联系，以免给人添麻烦。

    但此时的我，作为德恒证券的副总裁，我非常希望和他见一面。原因是德隆在市场上议论纷纷，而德隆旗下的证券*公司也肯定是是非之地。而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有一种将德恒证券投资银行业务打造成中国证券市场中经典、创新的平台的满腔热忱，以消除德恒证券的负面影响。此时的德恒证券，真是像在做贼一样。这个生命还没有诞生，就已经被烙上了坏孩子的印证。我很想见他，是想把我的一系列想法告诉他，希望他能正确认识德恒证券。

    我告诉他我在参与德恒证券的筹备，他感到意外，然后就说了句“你们那里在市场上颇有微词”。他告诉我晚上有活动，明日一早要回北京，婉拒了我的请求。这我能理解，但不理解的是，我此后几乎每次去北京都想去见他，结果被他一再回绝。我相信如果不是德隆背景，他不会回绝我。

    我一气之下，手书了一封信，言辞尖锐地表明了我的看法，然后发传真给他。我的大体内容是：且不论我们是否认识，是否是朋友。作为中国证监会所监管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主动要求向监管领导汇报工作也应是正常之举，有什么理由拒之门外呢？

    虽然后来德恒证券成为德隆系金融机构的重灾区，成了制造巨大资金黑洞的高危券商，甚至难以挽回其消亡的命运。但是，我们的监管当局，不也应该思考一下自己的监管责任吗？

    我对这位领导个人并无恶意，我所反思的还是我们的市场，我们的机制。虽然德恒最终只是中国证券历史的一个匆匆过客，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我们思考不彻底，改革不到位的机制让我们不断地支付着一个个巨大的“成本”，我们谁不痛心呢？

    2001年就要结束了，12月底的一天，唐万新的秘书来电话问我，元旦期间会不会外出。我当然想回北京，但转念一想，此时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于是我回答，如果有事情，我可以哪儿都不去。然后得到的回答是，唐总要你待命，听候通知。异常神秘。

    直到12月31日，2001年的最后一天中午，才得到通知：元月2日下午1点，唐总要主持召开一个会，请我参加。但什么地点、什么人、什么内容依然不知。

    德隆行事，如此隐蔽，如此保密。这种低调、这种稳健，在媒体的眼中，不可避免地成了神秘。

    我谁也没告之，心情格外紧张地度过了2001年的最后一天。下班前，因为过节，陆家嘴早已人迹稀疏。阴冷、灰暗的天空下，我孤零零地坐在办公室，没有去和任何人约会，没有半点到热闹的氛围里去迎接新年的钟声的想法。仿佛刻意要用这样一种呆板的孤独留下一份永恒的回忆。

    我打开笔记本，在12月31日这一页上，写下了当时的感悟：

    “新世纪第一年的最后一天。

    刚刚加入德隆系，一个彪悍的由来自西北的团队组成的公司。

    夜幕降临，注定要成为新世纪经济中心的陆家嘴渐渐安静下来，车流拥挤在世纪大道上，快速地穿梭。

    偶尔几声新年的问候，结束了今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如此简单而已。多事的德隆，成为2001年中国最引人争议的民营企业。潜伏了若干年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大家都在心里希望用最无声的方式，默默地结束给德隆带来无数麻烦的一年。但是，谁也无法预知，明年的今日，德隆又如何，同事们又如何，自己又如何？世界的变化在中国尤其之大。当然，我衷心地祝福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明年的今日，是在成功的庆贺声中听到告别岁末的钟声。

    唐万新将在明天下午主持召开一个会，要我参加。什么内容、什么人、什么地点、开多久谁都不清楚，也没有文字性的书面通知。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将要参加的最为神秘的一次会议，像在搞地下工作一样。

    新年第二天，让我参加德隆如此高层的神秘会议，我很幸运，也觉得很有意思。”

    我感到我开始在渐渐接近德隆，在接近这个神秘王国的核心。我无法预知我的这一步跨出意味着什么。我猜测着，忧虑着……但一想到我的人生哲学，一想到我有机会去体验一次特别的经历，我依然显得兴奋并充满期待。

本文摘自《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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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渝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资本市场发展的参与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亲身经历和多年的思考写了这本《曾经德隆》，非常难得。有实践、有理论的人和有实践、无理论或者有理论、无实践之人写出来的东西差别很大，世渝应该是有实践、有理论的这一种。这种感受、这种认识是一个不参与市场、不参与实践，只知道站在市场旁边对企业、对企业家指手画脚的人写不出来的。这本书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让中国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造就中国的大企业和强大的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