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德隆》 德恒过客(9)

    唐万新听得非常认真，也频频地赞扬，连声说“对”。

    听完我的介绍后，唐万新也简略地介绍了他自己。

    他说，他也是重庆人，是我的老乡（国内所有媒体都说唐万新是新疆人），生在新疆，长在重庆，八岁时离开。读书的时候，喜欢自然辩证法，16岁就写这方面的论文，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地质的形成。后来没钱便去挣钱来搞研究，没想到一挣钱就转不回来了。什么时候不做生意了，就再来搞研究。

    唐万新谈到德隆时，告诉我，德隆在实业上做五个行业：食品、机电、汽车、建材、零售，暂时不考虑退出，等做到成熟的时候再说。

    在金融方面，明年可能达到八个机构，要研究这些机构如何联动。

    后来，唐万新告诉我：“你算得上中国投行界的老江湖了，经验多一些，你帮我考虑一下，投资银行用什么组织形式来吸引人才，特别是本土的人才；用什么机制让人才发挥作用，产生效益；用什么手段获得业务的成功。”

    提出这几个问题后，唐万新希望我好好想一想，有什么建议、想法随时跟他联系。然后，他将他的手机号告诉我，并且告诉他的秘书把我的手机号存下来，以便于联系。

    跟唐万新谈完出来，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感。这些年的疑问，完全消失了。我心里暗暗地告诉自己，想用三个月解决三个问题的想法已经没意义，凭着与唐万新的第一次长谈，打消了我对德隆的全部顾虑。

    唐万新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空谈，没有一个“股市大鳄”的那些神秘色彩。通篇都是用最朴素的语言讲他怎么做产业、怎么做整合*、怎么做金融、怎样才能将产业做强大，做得有竞争力。讲金融时，总是考虑如何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来帮助客户的成长。

    眼前的唐万新始终无法和媒体的德隆联系在一起。

    回到办公室，唐万新的形象，他的有时听起来吐词不太清晰的“新疆普通话”，仍然萦绕在耳际，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冲击力。仿佛多年的理想、愿望终于可以在唐万新精心搭建的舞台上施展了。

    当时我想，我尽快完成德恒的报告，将报告送一份给万新，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下午三点多种，唐万新的秘书给我来电话，问我晚饭有没有安排，说唐总要请我吃饭。

    能够多和唐万新在一起是我十分乐意的，我欣然答应。

    下班时，我如约到证券大厦门口等待唐万新。由于刚到上海，我对浦东的路还很不熟悉，开车跟在唐万新的车后，到了饭馆。

    一同吃饭的人除了唐万新和张亚光外，我一个也不认识。经唐万新的介绍，是他的中学老师来了。其中，一位女同学是在日本工作，还带来一位日本人。

    席间，那位大约60来岁的老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于一个初进德隆系、初识唐万新的人来说，我会非常认真地观察唐万新的每一个细节。从老师那里了解唐万新的过去，对我认识唐万新无疑会更加真实、更加准确、也更加重要。

    老师告诉我，今年上半年看了许多关于德隆的报道，很为唐万新担心，但同时又对媒体说的很多东西不赞成。他说，唐万新心里很有数，不管外界怎么说，他都会踏踏实实去做，从来不管别人说什么。读书时就这样，具有领袖气质，从不善于言谈，只会实干，做事情让我信任，让人放心。

    晚饭结束后，我对唐万新的印象更加深刻，而这种印象来自于唐万新对老师的尊重，来自于老师对自己学生的一贯信任、理解与支持。

    一天之内，对唐万新这么长时间的近距离观察，使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信心。同时，我也在见面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加班加点，完成了我为德恒证券制作的那份《规划报告》，并认真装订后，叫秘书送了一份到唐万新那里，请他审阅。

    从此后，我对在德恒证券的工作更有了劲头。也在这时，我告诉我的香港合伙人：让他们安排接管我们在北京合作的公司，我决心留在德恒，不回北京了。

本文摘自《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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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渝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资本市场发展的参与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亲身经历和多年的思考写了这本《曾经德隆》，非常难得。有实践、有理论的人和有实践、无理论或者有理论、无实践之人写出来的东西差别很大，世渝应该是有实践、有理论的这一种。这种感受、这种认识是一个不参与市场、不参与实践，只知道站在市场旁边对企业、对企业家指手画脚的人写不出来的。这本书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让中国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造就中国的大企业和强大的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