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德隆》 友联之梦(4)

2014-05-05 16:36:02

    从2002年元月2日到2004年4月中旬爆发的德隆危机,我参与了德隆金融控股从创立到结束的短暂的全过程。虽然谁也没想到是今天这样一个结果,但这整整两年多的时间里所经历的一切,是让人终生都无法忘却的,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回忆起来都可以激荡的日子。结果是悲伤的,是残酷的,是刻骨铭心的。但这种记忆、这种体验永远都是值得回味、值得珍惜、值得骄傲的,这种财富是难以用价值去衡量的。

    虽然后来唐万新并没能挽回败局,也没有实现金融控股公司伟大的梦想,但是,我们相信,中国的金融史上不可能没有这一笔,中国金融的发展道路上,必将出现金融控股公司——友联为中国金融控股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探索,终究会成为后来者在实践中的借鉴。仅仅几年之后,唐万新当年的预言出现了,中国金融虽然还没有建立相关的混业构架,出台混业法规,但随着一个个银行的上市,银行实力大幅度增强,金融机构之间的投资并购终于活跃起来。中信系、平安系、中银系都相继在机构并购中大展拳脚,混业的机构平台搭建基本完成。中国金融混业的大幕必然将迅速拉开。一个金融大国的雏形日益清晰起来。

    任何探索,不论是什么结果,不论处于什么动机,后来的聪明者都会去发现其中的财富。

    元旦节后,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与工作。由于德隆自己的办公室还没建好,友联的办公地点在国家开发银行大厦17层,这个地方原来是金新信托的办公室,后来金新信托搬到信息大厦后,这里就给了友联。

    友联在德隆内部也是一个很神秘的部门。我在德恒证券时,德恒证券曾设立了一个部门叫战略部,国内的证券公司几乎都没有设立这样的部门,当时我问起这个话题时,德恒证券的人也似是而非地告诉我,这个部门是和友联对接的。德隆内部这类比较敏感的话题一般是没有人去打听,也没有人去互相议论的。看来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文化,其实内部谁都知道德恒与德隆、友联的关系,但是对外几乎就没有人把这种关系外传。以我个人而言,干了10年的投行,在国内也有些名气;在北京时,也经常现身于电视、报刊,与国内财经媒体也保持了不错的关系,经常地写一些财经评论。但一到德恒,置身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后,我几乎从媒体的视线里消失了。其实,德恒、德隆内部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要远离媒体,但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工作的时候,我非常清楚,经常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是什么结果。而且,我也从德隆上上下下看到,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群体,是中国经济圈里的一个另类,他们仿佛一心只做自己的事,甚至是心无旁骛地做自己的事,玩命地做自己的事,德隆以外好像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上班就来了,下班就走了,没有什么多余的事,8小时以外谁也不管谁。很快,我也同样在国内所有媒体的视线中消失了,文章也不写了,记者也不联系了,我完全融进了德隆的文化之中。

    到上海的半年中,我都几乎没有和北京的老朋友们有什么联系,许多人也不知我去了哪里,那段时间,一下班就很无聊。德恒当时还处于筹备阶段,业务也无法开展。好在我那些艺术圈的朋友老来上海,跟他们在一起比较放松,他们也不关心中国的经济,也不关心资本市场的风风雨雨。虽然知道德隆,但德隆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所以,除了偶尔的一些工作应酬外,我几乎经常都是约上艺术家米丘到酒吧里喝酒。

    友联的工作开始后,我出去的时间少了,因为工作状态开始出现,我几乎和唐万新一样。每天上午,唐万新在证券大厦处理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的事,中午吃点水果,就到友联来,安排友联的工作。我是每天上午在德恒,处理德恒证券的事情,吃过午饭后,到友联上班。所以,经常在我从中保大厦出来去国家开发银行大厦的路上,碰到从证券大厦出来到国开行大厦的唐万新。一旦看到他,我往往都不会去打招呼,而是故意走在他后面,看着他特有的左右晃动幅度较大、步履蹒跚的样子,实在不想打扰他。

    我接手友联战略部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友联还没有搬家,还在证券大厦12楼。当时的友联只有一个部门,叫战略部。友联的总经理李强是德隆的创始人之一,李强也是唐万新的同学,在德隆的创始人中,李强是最没有新疆色彩的,他几乎不和唐万新喝酒,也不打牌,也不去打猎,也没有和德隆的核心成员在陆家嘴花园买房居住,而是独自住在外面。李强和我比较熟悉后,他发现我善于思考、身上有不少文人气息后,曾担心我难以融入德隆文化。他告诉我说,你别在意,他们那帮人都很好,你不一定要跟他们一样,我也不跟他们玩。工作内外他们分得很清楚。李强说得一点都不错,唐万新从来不以工作以外的亲疏来论工作以内的亲疏关系。喝酒的朋友、打牌的朋友、甚至是朝夕相处的朋友不一定是工作的伙伴。个人关系的远近亲疏关系不等同于工作中的远近亲疏关系,这一点,唐万新十分理性。

本文摘自《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启示》


   王世渝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资本市场发展的参与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亲身经历和多年的思考写了这本《曾经德隆》,非常难得。有实践、有理论的人和有实践、无理论或者有理论、无实践之人写出来的东西差别很大,世渝应该是有实践、有理论的这一种。这种感受、这种认识是一个不参与市场、不参与实践,只知道站在市场旁边对企业、对企业家指手画脚的人写不出来的。这本书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让中国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造就中国的大企业和强大的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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