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德隆》 友联之梦(17)

    我的方案很符合张的胃口，他也非常积极地推动这件事。后来省政府组织论坛，我去主讲，解答疑问，获得一致好评。但前来参会的红塔集团代表，拿着设计的方案去找了当时的省长李嘉廷。李嘉廷也认为是好事情，马上就批了。本来，有兴趣做我们股东的，结果自己干去了。

    还好，张亚光还是凭着他的本事将云南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批了下来，这间公司实际上是昆明商业银行科技支行控制的公司；我本来是总经理，结果，由于云南电力的介入，而张亚光知道云电要控股昆明商行，张亚光便选择牺牲我的利益去讨好了云南电力。因而，昆明商行的情况，我也十分熟悉。

    我到德隆系的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向宏当然也不知道我大半年的去向。我做风险投资的时候，在北京与向宏约过几次，结果阴差阳错没见成面。

    我立即给向宏去了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加盟德隆系，我也告诉他我知道在昆明商业银行的控股权争夺上，我们成了竞争对手。向宏开始对此有点不屑一顾的态度，在电话里他明确告诉我：德隆这拨人太凶狠，又很土，肯定打不过我们。不论从哪个角度，昆明商行都会被云电控制下来。

    向宏表现得非常强势。

    我告诉他，德隆与外界描述的形象差距很大。我认为德隆是一个非常值得合作的公司，是一个很有理想，有事业心，又很有管理能力的公司。

    向宏表示愿意与我见面，一起聊一下。我立即打电话给唐万新，告诉他我晚上要去见向宏。没想到唐万新更强势。

    唐万新告诉我：“他们基本上打输了，昆明商业银行我们拿定了，见不见他无所谓。”

    凭着投资银行家的职业感觉，我还是决定晚上去见向宏。

    当时大约是2002年的3月中旬，我和向宏约好晚上我去新锦江酒店见面。

    向宏还是那个向宏，一坐下来一定是先发制人，把他头脑里形成的、甚至已经是固化的对德隆的看法，不容我是否接受，稀里哗啦地一古脑倒了出来。他的观点比一般局外人对德隆的看法还要极端。

    在他眼里，德隆就是一群西北狼，没文化、没教养、没专业、没追求，就是一群野蛮的武夫。

    德隆的文化与行为方式的确与向宏这个藏书万卷、学贯古今、常常要指点江山、慷慨激昂的书生来讲，反差太大了，无法融合在一起。

    但我发表了与他完全相反的意见。我向他描述了唐万新，描述了德隆产业整合的理念和方法。描绘了友联战略管理中心的运作思路和模式。也许这些东西向宏就从来没有从另一个人身上听到过，感觉与他先前知道的德隆不一样。因为这种话又从我这样一个见过中国无数企业和企业家的人嘴里说出来，他也对他的观念有所调整，何况向宏本人骨子里还是市场经济的思想，还是希望民营企业能够发展、能够成长。

    经过我的一番游说，他动心了。同意找机会与唐万新见面，甚至提出，不排除深层次合作的可能。

    几个小时后，我兴奋地离开新锦江，感觉有成功的可能性。我非常希望向宏能与德隆和解。他们的和解就可能走向合作。以向宏的能量，一旦与德隆合作，既是向宏的胜利，也是德隆的胜利。对德隆这样的公司来讲，由于其外在形象不好，需要有高素养、能说会道、上下左右渠道贯通的人。这样可以减少德隆的危机，增加德隆的安全性。在德隆内部，大量的来自新疆的人都是唐万新的老部下，公司的文化元素十分单一，唐万新本人则是个例外，他的兼容性很强，但他更多的时间还是被单一文化元素所包围。这个氛围对他个人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最深的。

    第二天，我直接就到唐万新办公室向他汇报了我和向宏谈话的情况。我也第一次比较多地把向宏介绍给他。我认为向宏需要德隆这样的平台，德隆需要向宏这样的人才来改善形象。

本文摘自《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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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渝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资本市场发展的参与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亲身经历和多年的思考写了这本《曾经德隆》，非常难得。有实践、有理论的人和有实践、无理论或者有理论、无实践之人写出来的东西差别很大，世渝应该是有实践、有理论的这一种。这种感受、这种认识是一个不参与市场、不参与实践，只知道站在市场旁边对企业、对企业家指手画脚的人写不出来的。这本书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让中国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造就中国的大企业和强大的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