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德隆》 友联之梦(15)

    凌华微告诉我，“我们采访了很多关于德隆的事情，就是因为拿不准，所以也一直没有正式报道过，正因为这样，你们就更应该把真实、客观的东西告诉给媒体。你可不可以接受采访？”我说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我不能随便说。

    虽然凌华微在随后的文章里仍然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手册，但还是没有进行渲染。否则，唐万新对我就会有意见了。他虽然从来就没有限制过我对媒体说什么，他也知道我与国内许多财经媒体都熟悉。

    《财经》关于德隆的所有文章几乎都出自凌华微之手，为此凌华微也成了《财经》内部公认的德隆专家。虽然那些写法也想尽量做到客观，但我认为多数文字失之偏颇或者专业水准不够高而难以让我信服。故而我曾多次与凌华微争论，但我认为这不是凌华微的问题，而是她背后那个强势得像男人一样的胡舒立。

    身处德隆内部，每天最关注的就是各种媒体对德隆的报道。这些几乎都有一个统一的毛病，就是几乎都把德隆当“贼”看。带着这样的一副有色眼镜来看任何事情，你都会有特殊的倾向、特殊的角度、特殊的文笔。你只要有了某一方面的主题，你就会不断地去搜索与你意向相符的任何素材，写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是盲人摸象出来的结果。如果我们那么多林林总总的财经媒体编辑和记者多有几个是学过MBA的，多有几个是来自金融界的、企业界的，中国财经媒体的水平不至于是现在这样子。就像早年我和胡舒立开玩笑一样：她说她要做不好记者，就去当投资银行家；我说我做不好投资银行家就去当记者。

    胡舒立要当投资银行家可能办不到，因为投资银行家不能有太多的批判眼光，投资银行家都是建设性的，希望把做不到的事情做成，能有本事将冰块卖给爱斯基摩人。我可以用非常专业的方法去认识经济现象，分析企业，分析产业现象。更为重要的是，我不用靠哗众取宠获得读者，而是靠责任心和专业素质。

    我们的产品手册只发了一部分出去就打住了。原因是遇到了来自友联旗下金融机构的阻拦，一部分客户经理认为我们是不打自招；另一种说法是人民银行看到了这本手册，然后就叫停，不过这个说法没有被证实。唐万新只是笑着对我说：“看来王世渝的发明也是行不通的。”

    这就是我们的无奈。本来可以是正大光明去做的事情，现在只有偷偷摸摸去做——偷偷摸摸去做正大光明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这些金融产品虽然有一些是需要两个以上金融机构的合作才可以完成交易，是属于交叉金融产品，不符合分业监管的规则。但是即使这两个金融机构不属于关联交易行为，不受同一个实际控制人指挥，也同样可以通过机构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在互利互惠的情况下，完成交易。而且说实在的，友联的金融控股模式仅仅是金融混业的一个浅层次的开始，是初期性的尝试。离大规模、高水平、大范围的混业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的金融环境，德隆自身所处的环境，还完全不能大张旗鼓地去运作。别说混业了，一些很简单的金融产品，在后来的操作中也遇到许多让人一筹莫展的障碍。

    在友联模式试运行期间，我们设计了一个租赁信托产品，这是一个典型的金融混业的、需要两个以上金融机构参与的产品。友联战略部派出史向宏，在国内著名的金融租赁专家屈延凯的指导下，成立了一个项目小组。成员有：新世纪租赁的副总经理宋为民。他曾是上海爱建信托的总裁助理，一手成功设计了中国第一个信托计划——上海隧道信托计划；另外还有金新信托的杨佳铭。

    此产品是以新世纪金融租赁公司*的一个印刷设备租赁业务的租赁收入作为资产支持，由金新信托发行信托计划，由上海的银行进行销售代理的资产证券化项目。产品以用租金收入作为支持，保证将租金收入提前回收的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速度，产品的安全性能也不错。投资者也没什么风险，银行、信托、租赁等金融机构的密切配合使各自都有收益。

    这个项目报到上海银监会去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开始还可以向一般投资者发行，但后来只能向机构投资者发行，又受到200份的限制，而没有完全发行成功。

本文摘自《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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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渝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资本市场发展的参与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亲身经历和多年的思考写了这本《曾经德隆》，非常难得。有实践、有理论的人和有实践、无理论或者有理论、无实践之人写出来的东西差别很大，世渝应该是有实践、有理论的这一种。这种感受、这种认识是一个不参与市场、不参与实践，只知道站在市场旁边对企业、对企业家指手画脚的人写不出来的。这本书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让中国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造就中国的大企业和强大的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