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德隆》 友联之梦(19)

    随后，昆明商业银行成为德隆实实在在控股的唯一商业银行。虽然在德隆危机爆发前，德隆不得已将其作为融资平台之一。但是，在唐万新指挥下，动员了整个德隆的专业力量，以友联战略管理总部为主体，为昆明商业银行制定了全新的战略，我也从友联产品总部和金新信托协调人员专门组成工作小组，到昆明为商业银行设计利用投资银行技术，帮助昆明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提高资产质量，发掘机构客户的方案。甚至，我还提出为将来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混业作准备，将昆明商业银行作为试验地。

    大致的操作方案是：以昆明商业银行为核心平台，面向云南全省各大企业作为目标客户，利用金融租赁、信托、证券等工具，为云南的机构客户提供全面金融服务。但由于德隆在昆明商业银行里的角色是半遮半掩的角色，这些工作都没有获准推进。

    虽然德隆往昆明商业银行里也派了人，这些人也都担任过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高级职务。但是行长一职仍然是昆明市委组织部挑选的。

    我记得唐万新曾亲自飞到昆明，去面试新任行长杨怀章。回来后，唐万新非常开心地告诉我们：“打着灯笼也难找到这么优秀的人才，我们为什么要自己派行长呢？”

    后来杨怀章每次来德隆总部，唐万新都会陪杨怀章吃饭，杨怀章对德隆，对唐万新也十分欣赏。

    由于德隆的战略，金融专业上的支持，还有杨怀章以及昆明商行的努力，昆明商业银行无论是资产质量、存款余额、贷款余额、盈利水平在一年之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存款余额，从长期徘徊的50~60亿，增长到120亿左右，利润从1000多万增长到5000多万，不良资产处置在嘉德信公司和新世纪租赁的帮助下改善很多。

    对昆明商业银行的改造和重组其实是非常成功的。中国各地的商业银行其实有很大的运作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海外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纷纷高价入主中国各地商业银行的原因所在。中国各地方商业银行没有个性，没有特色。经营产品千篇一律，专业服务水平普遍偏低，其实给投资者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未来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后，这些地方性商业银行根本就很难独立存在，一定是被各大银行并购的对象。市场竞争加剧，高速成长的机会结束后，中国商业银行必然要经历一场生与死的重组。破产，清算，托管*，并购重组后，大型的可以继续生存，中小型的，则可能细分为专业型很强的机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靠行政规划而存在的。可惜，德隆对昆明商行的改造刚见成效，德隆自身却倒下了。

    进入了2002年的下半年，我在友联的工作主要是带着团队开发市场，我不停地奔波于江苏、浙江、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沈阳、云南、青海等地，积累了大批项目。

    中国资本市场十多年时间，一切都非常稚嫩。在股权分置改革前，投资银行只会做一个产品，就是卖股票。要么是IPO，要么是配股，要么是增发。这类很难有什么创意的投行业务几乎与体力活差不了多少。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金融与非金融专业的学生，只要全程参与一两个这样的项目就可以过关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跑项目，跑证监会，办理各种审批文件，股票发行完，资金到帐，奖金到手。这就是中国的投资银行。

    我在德恒证券分管投行时，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我招聘团队的人员构成中，三分之一是海归；三分之一是MBA；只有三分之一是有过证券承销经验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创新，不走国内投行的老路，以重组、并购业务为主。我的指导思想，很受唐万新支持，他坚决主张，承销业务不要进友联。留在证券公司，由公司自己去管理，友联不做承销，只有等到中国的股票发行完全是市场行为，靠市场的实际销售能力去销售的时候，友联才去做承销业务。这种观点一直是唐万新最标志性的观点，一切靠本事，一切靠市场，而不是去跑指标、跑关系。

    当时有几个项目给我印象较深。一个是长三角某制药企业，这是一家业绩非常好的企业，当时是国有控股，具备A股上市条件。我带着德恒证券为这家企业作了发展战略的财务顾问报告。然后，提出全面财务顾问合作的建议。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做MBO。当时以这家企业的偿还能力和德恒的条件，这家企业完成MBO是完全没问题的。遗憾的是那时我还没有更多的时间与唐万新交流，不然，仅凭着一个项目，我所管理的德恒投行业务全年的利润都有了。

    另一个十分可惜的项目是湘酒鬼。德恒证券武汉营业部的总经理沈烈文是一位大学老师出身的证券从业人员，他给我在武汉推荐了不少客户。其中一位朋友告诉我能否收购湘酒鬼。

本文摘自《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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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渝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资本市场发展的参与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亲身经历和多年的思考写了这本《曾经德隆》，非常难得。有实践、有理论的人和有实践、无理论或者有理论、无实践之人写出来的东西差别很大，世渝应该是有实践、有理论的这一种。这种感受、这种认识是一个不参与市场、不参与实践，只知道站在市场旁边对企业、对企业家指手画脚的人写不出来的。这本书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让中国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造就中国的大企业和强大的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