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德隆》 友联之梦(16)

    这种类似的项目我们开发设计了很多个。我们的结构融资部设计开发的爱立信租赁设备收益的信托计划、沪宁高速收益权的信托计划都因为金融机构的德隆背景而一个也实施不了。而对这种局面和环境，我们只能抱怨生不逢时，仰天长叹！我们同样的团队、同样的产品经理、同样的产品设计，后来在德隆出事后，到了国内另一个信托投资公司，很快就完成了数以亿计的发行，甚至用不着去找客户，都是客户找上门来，还要从大量的项目中去挑选出最优质的项目来操作。面对这些十分无奈的事情，我们完全是一筹莫展。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的一腔热血被禁锢在一个无形而巨大的罐子里面。我们纵然有再多的智慧，再多的力量也无法施展。这样一个凝重无比的潜规则，是德隆无法从良，无法成为一个具有民族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并最终走向崩溃的重要因素。

    正在我们紧锣密鼓筹备各项工作之时，一天，唐万新突然给我一个电话，问我是否认识向宏。

    我不清楚唐万新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他肯定是知道我和向宏认识才会给我打电话的，至今我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我认识向宏的。

    我告诉万新，我小时候就认识向宏，他是我的重庆老乡，而且同是重庆李家沱这么一个小镇上的。唐万新告诉我，向宏跟我们在收购昆明商业银行的事情上对上了，成了德隆的竞争对手。

    我问唐万新，需要我做什么，唐万新说先别忙，看看再说。

    事情总是很巧，就在那两天，另外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向宏到上海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当即打电话给向宏，说有机会见面。

    向宏确实和我是一个小地方的老乡，这个小地方叫李家沱，曾经是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府所在地。重庆直辖后，这里划给了巴南区。李家沱曾经因为拥有多家大中型制造业企业而有些繁荣。这些年来，重庆制造业落后于全国各地，这些企业大都衰落了。向宏比我小几岁。小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李家沱广场踢足球，李家沱广场的背后是当时的九龙坡区委、政府的所在地。向宏的父亲是当时是九龙坡区教育局长，而对我这样的平民百姓来讲，向宏也是我们心目中的“高干子弟”了。

    小时候的向宏与现在的体型差不多，白白胖胖的，从来不运动。他家住在区政府后面机关宿舍里，老是要往球场路过，他只是偶尔站在球场边看一看。

    后来长大后，各自不在一个学校读书，几乎就很难碰到了。后来再见到他时是在1997年，重庆成为第四个直辖市后，向宏策划组织了一个很大的活动叫“百名民营企业家重庆光彩之行”，以中国工商联主办，光彩集团承办的方式，组织了国内上百名民营企业家到重庆考察，洽谈合作。在会上，我再次见到了光彩照人、意气风发的向宏。与当年那个白白胖胖，戴着小眼镜，书卷气十足的小向宏完全不一样了。

    后来，在我即将离开万盟的时候，大概由冯仑介绍，向宏认识了王巍，那时的向宏的职务是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由于我与王巍之间产生了分歧，我已决定离开万盟投资管理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向宏与王巍的交往，我变得漠不关心。因而，向宏的实际情况，我知道得并不多，也不知从小到大的这些年他在哪里，干了些什么事情。但既然能够策划这么大的会议，能与刚直辖的重庆市委书记、市长的关系如此亲密，我想他也有不小的能量。

    唐万新的电话让我感兴趣的不仅在于向宏我比较熟悉，同样昆明商业银行我也比较熟悉。

    1999年，在我离开万盟不久，中国资本市场曾出现了一个战略性机会，就是由于2000年两会上人大副委员长程思危提出了一个“一号提案”，内容是建立中国的风险投资体系。对于身处资本市场，善于敏捷地捕捉市场商机的投行专家；对于风险投资和创业板，我已经不陌生。1998年香港创办创业板时，曾在全国范围内发出询征函，征求创业板规划的意见。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起草了一份几十页的建议寄到香港，而且还和王巍等万盟的同事共同写了一本书《第二板市场》。我马上意识到将有一个很好的机会降临，我很快研究了美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和纳斯达克证券市场的情况，迅速创办了北京维信创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同时，以非常的速度，又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的纳斯达克》，本书迅速被一抢而空。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昆明商业银行科技支行的行长张亚光。通过张亚光，我多次到了昆明，向他介绍风险投资，介绍二板市场。于是，我根据当时的文件精神，设计了创办云南风险投资公司的运作方案。经过张亚光，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张本人曾是省政府领导的秘书，也善于学习，很敬业，他领导的科技支行在昆明商业银行是业绩最好，最能创新的支行。

本文摘自《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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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渝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资本市场发展的参与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亲身经历和多年的思考写了这本《曾经德隆》，非常难得。有实践、有理论的人和有实践、无理论或者有理论、无实践之人写出来的东西差别很大，世渝应该是有实践、有理论的这一种。这种感受、这种认识是一个不参与市场、不参与实践，只知道站在市场旁边对企业、对企业家指手画脚的人写不出来的。这本书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让中国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造就中国的大企业和强大的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