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整与分散：土地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手段？（1）

　　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承包的土地由行政村的村委会进行分配。但是在过去，这项工作往往由自然村完成。不知不觉中，土地的所有权似乎从自然村转移到了更高一级的集体单位手中。然而由于中国农民尚未充分意识到所谓的“财产”问题，所以土地权利方面的冲突并不是太多。但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必定会涌现出来……

　　（李生，1999年口头交流）

　　一、调整与分散：土地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手段？

　　开篇的引言来自农业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这段话恰到好处地点出了中国政府当前所面临的敏感问题，即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所暴露出的问题。对于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掌控方式来说，其历史转变过程可谓历经了太多的波折。清朝末年和前民国政府统治时期（1912~1949年），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主要采用两种机制：第一种沿用了中国社会的传统方式，即由地主权贵阶层、宗教机构或乡村的家族制度等分配土地的使用权；第二种机制套用的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法制度，政府通过制定类似的法规分配土地的使用权。1949年以后，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国家在土地产权制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私有土地租赁市场也在迅速发展。然而历经数次土地制度改革之后，有关土地权属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依旧悬而未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土地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几次重大变革。纵观这数次变革，决策者和学者或许都抱有这样的疑问：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究竟是怎么样的？土地的使用权是否可以自由流转？土地能否可以作为抵押物？土地的所有权是否属于个人？个人究竟拥有多少土地权利？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被这些疑问所困扰。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个人不允许享有上述权利，而就算法律条文中有明确的规定，政府也不能保证违法乱纪的现象就一定不会出现。了解了以上这些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的东西方学者都强调，中国土地产权结构不但模糊而且含混不清。比方说可以参见Wei Hu,‘Household Land Tenure Reform in China:Its Impact on Farming Land Use and Agro?Environment’,Land Use Policy,Vol?14,No?3(1997),p?179?

　　过去数十年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这种情势对农村土地造成了与日俱增的压力。房地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农业用地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也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向非农业地区，其结果是造成了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形式的多样化。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体制架构中存在不少模糊含混的成分。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是什么？造成这些因素的原因又是什么？只有首先弄清楚这些不确定因素，一系列关键问题才可能迎刃而解：有关历史更迭对土地所有权要求的合理性；引发政府、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利益冲突的法律盲点；现有土地产权制度的整体运行状况；等等。

　　

本文摘自《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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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启用了“可信度” 和“空制度”两个概念。一种为社会群体所信赖并确认为可信的制度，其创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群体根据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做出的选择和安排。无视这一条件，不仅会导致对社会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作用甚微的空制度的产生，而且会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甚至引起社会冲突。本书指出要正确理解中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其诀窍在于理解政府所采取的放手政策，及其所刻意坚持的制度模糊原则的意义，因为这两者促成了适合不同地方特性并具有可信度的制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