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整与分散：土地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手段？（2）

　　后者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制度的信用”。借用迪耶梅格(Daniel Diermeyer)等人的说法，即“产权的基本问题：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社会行为者是否认为他们拥有的产权具备可信度？”参见Daniel Diermeyer,Joel M?Ericson,Timothy Frye,and Steven Lewis,‘Credible Commitment and Property Rights:The Role of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ors’,in David L?Weimer(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perty Right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redibility in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0?学术界对“信用”的讨论大多侧重于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迪耶梅格则有所不同，他使用了“可信度”一词，将研究的关注点引向了制度本身的性质以及制度与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比方说可以参见William Mishler and Richard Rose,‘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4,No?1(2001),pp?30-63?不少制度理论认为，制度结构是理性选择或人为设计的产物。不仅如此，它们还认为社会行为者对制度的特殊选择直接影响到制度的可信度以及制度在社会中的实施状况。综观全章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决定为地方性法规保留一定的生存空间，而不是通过制定全国性法律的手段将其规范化。这或许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这样的制度不但具备可信度，而且能够获得社会行为者的普遍认同。我曾在“绪论”中指出，承包耕地的频繁调整仍然是中国现行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担心，预期地权的不稳定性可能会造成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下降，从而最终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然而与此同时，不少研究人员也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农民对政府依照人口变化的情况调整土地分配的政策还是很赞同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于1987年开展了一次调查活动。调查结果显示在10679个农户中（占调查总数的40%），80?6％的农户认为他们承包的土地会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而增多。遗憾的是来自乡一级的调查数据都各不相同。参见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编《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1986~199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329页。另参见James Kai?sing Kung and Shouying Liu,‘Farmers?Preferences regarding Ownership and Land Tenure in Post?Mao China:Unexpected Evidence from Eight Counties’,The China Journal,No?38(July 1997),p?34?到了1997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又进行了一次调查，这次人们发现，取样农户中依然有62?8%的人赞成对耕地进行重新分配。在反对土地再分配的这36?1%的农民中，有46?7％的人相信，村民委员会可以保障土地承包政策的稳定性；22?9％的人声称，农村的土地十分充裕，即使出现了不公正的土地分配，社会冲突也不会因此爆发；17?1%的人认为，由于大量非农就业机会的存在，农耕已不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有13?3%的人则认为土地的分配工作太过繁琐，他们希望政府能够一次性的安排好这项工作。参见王慧敏《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的现状及问题》，《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5期，第57页。龚启圣(James Kai?sing Kung)和刘守英也注意到了类似的情况。他们走访了4个省共800户农民，发现62%的被访者都支持“根据农民家庭人口的变化，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农村政策。比方说可以参见Kung and Liu,‘Farmers?Preferences regarding Ownership’,p?34?此外在调查了135家农户之后，龚启圣和蔡永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不重视保持其承包土地的土壤肥力，这样的论断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参见James Kai?sing Kung and Yong?Shun Cai,‘Property Rights and Fertilizing Practices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Northern Jiangsu’,Modern China,Vol?26,No?3(July 2000),pp?276-308?因此，如果有人坚持认为预期地权的不稳定性将导致土地管理的质量下降，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上述研究成果充分证明，社会行为者普遍认为当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具备可信度。

本文摘自《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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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启用了“可信度” 和“空制度”两个概念。一种为社会群体所信赖并确认为可信的制度，其创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群体根据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做出的选择和安排。无视这一条件，不仅会导致对社会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作用甚微的空制度的产生，而且会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甚至引起社会冲突。本书指出要正确理解中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其诀窍在于理解政府所采取的放手政策，及其所刻意坚持的制度模糊原则的意义，因为这两者促成了适合不同地方特性并具有可信度的制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