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地流失和经济增长(4)

2014-04-08 09:06:46

  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政府的报告和学者的研究都指出,因为家庭人口数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农民其实也希望集体对他们承包的耕地重新进行分配。参见王慧敏《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的现状和问题》,第57页。和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主编):《全国农村调查汇编》,第329页。及James Kai?sing Kung and Shouying Liu,‘Farmers? Preferences regarding Ownership and Land Tenure in Post?Mao China:Unexpected Evidence from Eight Counties’,p?34?由于除了农耕以外,其他可供选择的非农就业机会相对不足,因而土地资源就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保障——它维系着成千上万农民的命运。而耕地的再分配工作则保证了每个农民都能够获得这一起码的社会保障。一边是社会行为者眼中制度的可信度问题,另一边则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这些制度发挥的社会经济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耕地的再分配工作将上述两方面内容直接联系在一起了。此外研究显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了意在产权全面私有化的“休克疗法”之后,腐败和经济萧条等一系列负面现象也应运而生。学者们由此认为,产权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可能和人们先前设想的并不一致。私有化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相反,产权结构其实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产权私有化的进程只能在适当的社会、经济和法治条件下循序渐进。参见Peter Murrell,‘Ca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Underpin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5,No?4(1991),pp?59-76?和David Stark,‘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No?101(1996),pp?993-1027?及David Stark and László Bruszt,Postsocialist Pathways: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对此戴慕珍(Jean C?Qi)和瓦尔德(Andrew G Walder)反驳道:“虽然在理论上这些论点很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匈牙利推行的渐进式改革却很快以失败告终。这让人们对所谓的渐进式改革产生了疑虑。”参见Jean C?Oi and Andrew G?Walder,‘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Contours of the Process of Change’,in Jean C?Oi and Andrew G?Walder(eds?),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为了说明中国的产权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刘守英、卡特(Michael Carter)和姚洋通过近几年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实证。他们指出,在一些地区,承包耕地的私有化程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因为这些地区要么拥有充足的非农就业机会,要么那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大,因此土地不会在这些地区的经济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参见Liu,Carter,and Yao,‘Dimensions and Diversity of Property Rights’,p?1803?

  上述这些研究成果极为重要,因为它们为两大经济学论点提供了依据。第一个论点是,在社会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改变产权结构纯属徒劳之举;第二个论点是,如果中国农业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市场化,那么政府就必须解决农村中隐性失业的问题,因为它是农业市场化进程中一个相当大的障碍。但是刘守英、卡特和姚洋也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制度安排,而这正是产权私有化进程的起始点,也是本书关注的焦点。除非这个问题首先得到解决,否则我们很难明确产权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本文摘自《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


   本书启用了“可信度” 和“空制度”两个概念。一种为社会群体所信赖并确认为可信的制度,其创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群体根据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做出的选择和安排。无视这一条件,不仅会导致对社会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作用甚微的空制度的产生,而且会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甚至引起社会冲突。本书指出要正确理解中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其诀窍在于理解政府所采取的放手政策,及其所刻意坚持的制度模糊原则的意义,因为这两者促成了适合不同地方特性并具有可信度的制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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