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地流失和经济增长(3)

2014-04-08 09:07:17

  到了20世纪70、80年代,人们还是就产权的问题争论不休。然而随着前苏联戏剧性的解体,这一争论暂时画上了句号。正如汉恩(C?M?Hann)所写到的,当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产权私有化的浪潮:

  从1989~1991年,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相继垮台,从那时起,财产就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政治剧变以后,对于大多数原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他们的西方顾问来说,他们已在思想上完全认同了纯粹的自由主义模式。但是这些决策者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现在不得不绞尽脑汁、强制推行那些本该“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制度。为此,作为“体制转轨”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这些国家成立了专职管理私有化事务的部门,以加速所有权从国家转向个人的进程。参见C?M?Hann,‘The embeddedness of Property’,in C?M?Hann(ed?),Property Relations:Renewing the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8?汉恩(C?M?Hann)在序言中对近年来人类学理论和财产关系方面的论述进行了系统的回顾。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增长,这就否定了土地产权私有化的必要性。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指引下,中国政府选择的是另一种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不会动摇土地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原则。

  但土地承包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由于产权结构不明晰,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农民并不清楚他们究竟享有哪些土地权利。举例来说,许多农民至今仍然认为,他们建房占用的土地应当归他们个人而不是集体所有。“家留地”或“自留地”一词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从那以后这一概念就引发了混乱,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可以根据个人所需使用小块的土地。但是,土地所有权仍然掌握在集体的手中。中国政府和学者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发包方对耕地权利的控制力过于强大,承包合同通常只是一纸空谈,因为集体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收回土地重新发包或者将土地挪作他用。另一方面,重新分配土地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来自人口变动的迫切需要。在土地稀缺地区,农村集体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因为进行土地再分配工作时它必须权衡各方利益,尽可能让全体村民享有平等的土地权利。随着农村人口状况的不断变化,集体不得不频繁地对耕地进行调整。基于对四川省的调查研究,裴兰芝(Johanna Pennarz)观察到一种更为平均的资源分配方式,更为严格的土地使用法规,以及更加有力的契约。这些契约的目的是将人们的兴趣从土地资源相对丰沛的地区转向土地稀缺的地区(这一转变来自人口的压力)。参见Johanna Pennarz,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Perspectives on the Diversity of Land Use Rights in China,Room Document No?2(Paris:Workshop on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China,OECD Headquarters),12-13 December 1996?自从20世纪80年代耕地普遍采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就一直密切关注和监控整个实施过程。1997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对全国范围内共271个村庄开展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自土地承包制推行以来,这些村庄中有80%对承包地重新进行了分配(这80%中又有66%的村庄调整的次数为两次,甚至更多)。参见王慧敏《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的现状及问题》,《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5期,第56~57页。根据1991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调查报告,274个村庄全都对土地进行了再分配:其中20?1%的村庄再分配的次数为一次,25?9%的村庄为两次,30?7%为三次,12?8%为四次,2?9%为五次,7?6%的村庄为六次,甚至更多。参见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主编《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1986~199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437页。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模式下,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而使用权却归农民所有。这样农村集体以家庭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使用权,一旦人口和家庭的情况发生变化,集体就不得不重新调整土地的分配,这会给农民造成一种不安全感,即预期地权的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十分有害的。

  

本文摘自《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


   本书启用了“可信度” 和“空制度”两个概念。一种为社会群体所信赖并确认为可信的制度,其创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群体根据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做出的选择和安排。无视这一条件,不仅会导致对社会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作用甚微的空制度的产生,而且会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甚至引起社会冲突。本书指出要正确理解中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其诀窍在于理解政府所采取的放手政策,及其所刻意坚持的制度模糊原则的意义,因为这两者促成了适合不同地方特性并具有可信度的制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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