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地流失和经济增长（2）

　　一些学者从多个角度有力地驳斥了布朗的观点。首先，我们很难估计耕地流失究竟会给粮食供应造成多大的影响。由于统计制度不完善，地方政府往往对一些耕地的流失情况隐瞒不报，这直接导致政府公布的流失统计数据严重偏低，官方统计资料同实际流失情况之间的出入可高达25％~50％。因此，中国耕地的总面积目前尚属未知数。其次，布朗忽略了土地的增产潜力——依靠先进的农业科技和改善种植结构，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就中国现今的实际情况而言，绝大部分农田的产量还很低，因而这些土地还蕴涵着大量的潜力有待挖掘。最后，布朗并未指出中国究竟损失了哪些土地。阿希(Robert F?Ash)和埃特蒙德(Richard Louis Edmonds)的见解在此颇值一提，他们觉得有必要对照剩余的耕地，对土地流失情况进行定性评估。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最有价值的发现是：“截至目前，农业结构的内部调整是造成土地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比方说耕地变为林地、牧场或是水产养殖地等等），……中国流失的耕地中有50％都属于这种情况。”参见Ziping Wu and Alan W?Kirke,‘An Assessment of Some Key Chinese Agricultural Statistics’,China Information,Vol?9,No?1(Summer 1994),pp?42-76?和Smil,‘China?s Agricultural Land’,p?414;Ash and Edmonds,‘China?s Land Resources’,p?847?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农田的长期损失仍然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但是，未来的研究必须给出有关土地损失的更为具体的定性评估。

　　至于（耕地）土地集体所有制和（耕地）使用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探讨的中心问题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经常思考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的状况瞬息万变，而土地的所有者（农村集体）又掌握有绝对的土地权利，那么在这些前提之下，现有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结构能否给土地承包者以足够的经济刺激，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呢？换句话说，在社会行为者的眼中，土地产权制度的设置是否具备一定的可信度，从而保证经济持续而稳定地增长？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而言，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下面我将具体加以解释。首先为了充分了解这些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背景，我在这里有必要做一些附带说明。无论从规模还是从目标上看，中国选择的土改路线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都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一是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或农村集体所有；二是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一个由它掌控的土地市场。这些举措不但取缔了土地的私人所有制，而且还杜绝了土地的自由买卖。但与此同时，政府又做出了适当的妥协，通过与农民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方式授予他们土地的使用权，并允许使用权的流转。这一状况非常类似越南的制度。也可参见Anita Chan,Benedict Kerkvliet,and Jonathan Unger,Transforming Asian Socialism:China and Vietnam Compared(Rowman and Littlefield:Lanham,1999)?一些学者认为，所谓“发展”，也就是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建立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法治”保障下竞争的市场、自由的个人，以及公民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及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正是以上述先决条件为前提，“民主和自由”的发展模式才得以确立，而其中私有产权又是这些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研究成果表明，民主和自由是构筑现代文明国家的基石，根据塞缪尔R26;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说法，从1973~1992年，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的比例从25％上升到68％。转引自Adrian Leftwich,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Polity Press,1996),p?3?这些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上述观点的不可动摇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广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也就是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里，产权始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建立一个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私有制或是销声匿迹，或是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取而代之的则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

　　

本文摘自《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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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启用了“可信度” 和“空制度”两个概念。一种为社会群体所信赖并确认为可信的制度，其创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群体根据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做出的选择和安排。无视这一条件，不仅会导致对社会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作用甚微的空制度的产生，而且会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甚至引起社会冲突。本书指出要正确理解中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其诀窍在于理解政府所采取的放手政策，及其所刻意坚持的制度模糊原则的意义，因为这两者促成了适合不同地方特性并具有可信度的制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