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外部环境和政策风险(3)

    2月8日

    受制外汇额度

    我们要拿外汇去买元器件，但人民币跟外汇是两轨制，有额度和没有额度的是不一样价钱。我们没有额度，在没有额度的地方，价钱随时会调，有时1美元换6元人民币，特殊情况下，会涨到10～12元人民币，辛辛苦苦一年的利润，这个价格一调就可能全都白费了，所以我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去研究应付环境。

    ——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怎样做一名好总裁》

    背景分析

    柳传志提到的外汇额度问题对年青一代的读者多少有些陌生，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意思是，任何人和机构使用外汇必须置于国家计划之中，包括使用数量和使用时间，不能随意乱来，如若不然，轻则违纪重则违法。

    有史可查的是，联想在创办之初曾有两次受益于外汇额度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一次是创办之初的1985年1月，当时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把科学院外汇额度的20万美元，批给联想；另一次则是在借开发汉卡之际，向中科院申请25万美元。不过，这远远不能满足联想发展的需要。联想必须想办法从其他渠道换取一些外汇，以保证自己的日常运营。

    行动指南

    当外部环境对自己不公的时候，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

    2月9日

    迂回海外求发展

    我们如果以国内的计算机市场为依托，创办“技工贸”一体的产业路途将会很艰险。这样，我们设计了海外发展战略三部曲，迂回到海外市场这个广阔天地去发展，充分利用了国内外的各种优势，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有研究中心、生产基地、跨国销售网点的产业集团结构。这条带有极大风险的路，我们用三年的时间终于走通了。

    我们怎么说都没有用，因为潜在的能力没有人相信。我们决定到海外试试，海外没有计划管着你，就这样，我们把外向型和产业化并做一步跨了。

    ——1988年在联想开创外向型高科技产业大会上的讲话

    背景分析

    作为中科院计算所办的公司，柳传志和他的创业伙伴们一直想做出代表先进水平的机器来，不过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对PC生产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当时的主管部门并不支持联想生产计算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有很多PC厂家，这些厂家本身市场都不好，为什么还要将PC生产许可权授给联想？于是柳传志制定了移师香港的战略，那里不需要许可证。联想在香港建立了公司，首先做贸易，后来建了工厂。当国家计委看到他们有能力之后，在1990年给了联想5000台PC生产许可指标。

    行动指南

    迂回有时比直线前进更显策略。

    2月10日

    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我在做联想的时候，给自己画了一条底线，其实挺起作用的，这条底线就是，我不在改革中犯错误。最开始这句话是：不做改革的牺牲品。后来有人提意见说这句话不好听，就把它改成：不在改革中犯错误。这句话，还是很重要的，你要弄清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不能不行的时候强行去改造环境，那一定会头破血流。1984年和我同时起步办公司的有好多出名的人物，好多出名的企业家，但今天还在位的不多了。这些人其中有相当一批是没有把这个问题把握好。你拿褚时健本身来讲，他也属于这种类型。所以，要想把事情做好，就要审时度势，要拐大弯。

    ——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怎样做一名好总裁》

    背景分析

    褚时健是谁，对于年轻一些的读者来说，这个名字开始有些陌生，不过，放在10年前，作为中国最大也是最赚钱的烟草集团——红塔集团的董事长，褚时健可谓天下无人不识君。

    褚时健在1999年1月9日以贪污定罪（贪污的金额，就是私分所得的174万美元），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之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在监狱一年多、劳改两年多后，于2002年春节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和他相伴的，是已经70多岁的老伴，他们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

    对于褚时健的失足，客观上有体制上的问题，不过，主观上则是心态失衡，做了改革的牺牲品。

    行动指南

    审时度势，预则立，不预则废。

本文摘自《柳传志管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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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第一次以“管理日志”的形式，将柳传志的管理思想按阶段分为12个主题，从多个角度对柳传志的成功管理之道做了准确的归纳和睿智而又精辟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