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3)

    由此可以说，从未见过命运没有基础，功德不为人所记，而能够崛起处于帝王之位的人。按照世俗的观点，看到刘邦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登上皇帝宝座，不明白其中的缘故，甚至认为争夺天下就像追逐奔跑的鹿，幸运的、腿快的就能捉到，却不知帝王的权力自有命运注定，不能凭借智慧和力量追求。可悲呵，这就是世上多有乱臣贼子的原因。

    饥饿的流民在路上挨饿受冻，他们的愿望不过是能有一点钱，然而最终辗转死于沟壑。为什么？因为贫穷也是命运注定的。况且，帝王的尊贵受到神明的赐福，能够随便处置吗？所以，虽然国家遇到战乱，有人窃取了权力，但是勇猛如同韩信、英布，强大如同项梁、项羽，成功如同王莽，尚且最终败亡，又何况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还不如上面这几个人，却想篡夺天子的尊位呢！

    班彪《王命论》的中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种理念具有一种消弥竞争的力量，跟陈胜、吴广起义打出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完全不同。班彪《王命论》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说客的说辞，我们可以把它搁置起来，但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谈话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

    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不过，辽东半岛由于法国、俄国和德国的坚决要求而不得不归还给中国。如果注意到，在和平谈判期间，中国代表李鸿章和日本使节伊藤博文之间曾有过以下谈话，那是会有启发的。

    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

    李：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对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们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伊藤：“除对善良的人外，天意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疑会帮助贵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几乎同步展开的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最后以中国彻底失败而告终。一向被中国人认为是蕞尔小国的日本不可思议地打败了泱泱天朝大国。倡议戊戌变法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伊藤博文谈话的中心思想还是归结到“天命即人事”，一向从中国“进口”文化的日本现在要反过来告诉李鸿章这个道理。

    2、天时

    “天时”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时间节点，往下推移，强度削弱，则为“时机”，我们普遍讲一个人“合于时”，或者近世的新词汇“时尚”，都与时机有关。张瑞敏在一次论坛上引用了一句西方谚语：“台风来了猪都会飞。”说的就是最高时间机遇带来的力量。

    《韩非子》说“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又说“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春播、夏种、秋收、冬藏是客观规律，在没有大棚种植高科技的条件下，即使圣贤如尧，当然也不能在冬天使稻穗生长，而一旦得遇天时，则可以“不务而自生”。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张瑞敏、柳传志；反过来说，在计划经济年代，一定也有张瑞敏、柳传志，只是他们不遇“天时”，无由成长而已。

    《战国策》里面讲了一个故事，秦国有一名客卿（别的诸侯国到秦国来服务的人才），名叫造，他劝秦国宰相魏冉联合燕国攻伐齐国，着重分析天时到了就不能放弃，他说：

    即使是品格、智慧高超的圣人，也不能创造天时，时机来了就不能放过。舜虽贤，如果不遇到尧，也不会成为天子。商汤、周武王虽贤，如果不遇到昏君夏桀、商纣，也不会称王天下。现在攻打齐国，正是你成就功业的大好时机到了。

    天时和时机是成就事业的必要条件，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创造”时机。如何判断时机已经来了，是组织领导人战略决策的前提。

    天时、时机具有刚性，如果你想在冬天种植水稻，恐怕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即使你是袁隆平，也不行。推延下来，在许多时候，“等待”本身就是一种竞争策略。我们看一个案例：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

    公元203年，曹操与袁谭、袁尚（均为袁绍之子）在黎阳（河南浚县）大战，袁谭、袁尚败走，退回邺城（河北临漳县）。曹操大军追到邺城，收割了小麦。曹军将领提出要趁胜攻打邺城，郭嘉（曹操谋士）说：“袁绍生前最喜欢这两个儿子，没能决定让谁做继承人。如今，他们权力相等，各有党羽，情况危急就相互援救，稍有缓和就争权夺利。不如先向南进取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等待他们兄弟内讧，然后再进攻，可以一举平定。”曹操说：“好！”

    后来，袁谭、袁尚兄弟果然自相残杀。

    3、“阴阳、寒暑、四时”

    “阴阳、寒暑、四时”，这是《孙子兵法》对“天”的定义。《孙子•火攻》中说：“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二十八宿中四个星宿）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强调火攻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天气要干燥，二是要有顺风，而什么时候才有顺风呢？跟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有关。

    对于文艺作品来说，赋予赤壁之战中的诸葛亮呼风唤雨的能力，才会更有可读性。但是对于战略思维来说，我们宁愿相信诸葛亮掌握了较多的天文学知识，并且他还有空前的好运气。说诸葛亮会巫术，事实上损害了他作为战略家的身份和地位。

    《孙子兵法》“五力模型”是蝴蝶模型的一个特例

    《孙子兵法》一开始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强调军事的极端重要性之后，《孙子》紧接着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这是要求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去比较敌我双方的各种条件，从而判断战争胜负的可能性。《孙子》讲的“五事”按现代术语也可称为是一个“五力模型”，它是蝴蝶模型的一个特例。“道、天、地、将、法”五个中国式概念，蝴蝶模型中都有（“将”可归于“人”这一要素），但是其内涵比蝴蝶模型要狭窄得多。因为孙子是单纯的兵家，蝴蝶模型则需要更宽广的视角。

本文摘自《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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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公司管理人员虽热衷于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绝大多数信息都是离散的、局部的。本书通过中国历史系统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当代中国公司成长战略有所启迪。蝴蝶模型试图用9个结构化的中国式概念来解释一个组织成长之全过程。它为真正的战略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地图，而所有事业的参与者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职责、动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强烈地感觉到在西方管理技术研究贡献种种成果之余，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种整体、圆融、全景式的观点。事实上，“蝴蝶模型”是通过中国历史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的第一个战略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