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1)

    “地”的本义指大地，大地承载万物，又使万物生长。地有膏腴之地，也有不毛之地。处膏腴之地的人，往往事半功倍；处不毛之地的人，往往事倍功半。“地”一直是而且将永远是人类所需资源的最重要来源，因此《易经》称大地有“厚德载物”的最高品质。

    春秋时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中心思想是“尽地力之教”，主要是一种农业政策的设计，以增加单位田亩的产出。现在袁隆平搞杂交稻也是“尽地力之教”，不过其方法是科技创新而已。

    钮先钟在《从战略观点看战国时代》中说：“秦国不仅政治清明，而且经济也保持高度的增长，在这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商鞅利用外来劳力的政策。杜佑在《通典》中说：‘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众，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在商鞅变法以前，秦国是西方偏僻的小诸侯国，在国际社会没有地位，被其它诸侯国瞧不起。这里涉及到商鞅变法中的一项制度创新，就是让别的诸侯国的人民来秦国帮着种田，以增加财物之出产，而秦国人民则专门打仗。这样国家能够富裕，军队能够强大，才有可能争胜于天下。

    其他诸侯国也在这方面动脑筋，想削弱秦国。前246年，秦统一中国大势已成，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秦国在25年之后的公元前221年真正统一中国）。山东（崤山以东）六国中的韩国在战国七雄中一直比较弱小，到此时更不可能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国家战略，只想用一种奇妙的计策来消耗秦国国力，使它不发兵东征。韩国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派遣一位名叫郑国的水利专家到秦国去，游说秦国兴修水利，开凿一条引泾水注入洛河的灌溉渠。秦国果然听信了郑国的建议，后来在水利工程进行的过程中，秦国终于发现了韩国本来的意图，为此要杀郑国。郑国说：“我确是为韩国延长了几年寿命，但是这条灌溉渠如果修成了，秦国也可享万世之利啊。”秦始皇于是命他继续主持施工，最终完成了此项水利工程。“郑国渠”引淤浊而有肥力的水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每亩收成高达六斛四斗，秦国的关中地区因此更加富裕起来。

    “郑国渠”以及“荆轲刺秦王”（受燕太子丹的指使），都是诸侯国处在强弩之末的地位，梦想能够苟延残喘，从而想出来的悲哀的妙计。

    从竞争视角来看，《孙子兵法》中说：“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孙子从战略到战术各个层次都对“地”有精要的分析。如“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强调先入为主，以逸待劳。

    “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强调攻击方神出鬼没，防御的一方只能处处设防，处处设防实质上等于“不设防”。因此布热津斯基在《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中无奈地说，“来源不明的隐蔽袭击就是一种特别难对付而又在政治上令人迷惘的挑战。”“2001年的9•11事件，从来没有这么弱小的少数对这么强大的多数造成过这么大的痛苦。”

    对先秦历史时期来说，战争是国家竞争最主要的方式，而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关系重大。比如前面提到的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个小国，与秦、楚两大国毗邻，因此吃尽苦头。再比如战国时期，秦国设置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市东北），东自崤山，西至潼关，绝岸壁立，谷深道陕，号称天险，跟李白在《蜀道难》中形容剑阁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形势很相像。正因为有了函谷关，所以秦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上是在东方六国的土地上展开的。东方六国“合纵”抗秦（合众弱攻一强），也往往在函谷关受挫，最终不了了之，或者一哄而散。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对日本地理位置的分析很有特色：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然而，日本诸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它们离大陆115英里（约185公里），而英吉利海峡只有21英里（约38公里）宽。日本人在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外国侵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

    文中提到的“仅于13世纪受到外国侵略的严重威胁”是指蒙古帝国征服高丽（朝鲜）后曾先后于1274年、1281年两次入侵日本，均因海上刮起大风而受挫。日本感激这两次大风，称之为“神风”，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神风敢死队”名称的由来。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说：“神风突击队从其成立到日本投降，用1228人的生命击沉34艘美国军舰。”

本文摘自《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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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公司管理人员虽热衷于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绝大多数信息都是离散的、局部的。本书通过中国历史系统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当代中国公司成长战略有所启迪。蝴蝶模型试图用9个结构化的中国式概念来解释一个组织成长之全过程。它为真正的战略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地图，而所有事业的参与者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职责、动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强烈地感觉到在西方管理技术研究贡献种种成果之余，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种整体、圆融、全景式的观点。事实上，“蝴蝶模型”是通过中国历史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的第一个战略理论模型。